2021年度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出炉。在为中国科学家取得的好成绩备感振奋的同时，一种不良现象也值得警惕：部分科研机构从对发表论文数量和发表期刊影响因子的追逐，转变成对“高被引”频次的追求。而在“高被引”作为新的定量评价工具后，“合作互引用”“审稿拉引用”“花钱买引用”“期刊赠引用”等一系列新型科研失信的行为正在抬头。为此，《中国科学报》邀请多位科技界人士撰文，呼吁理性看待“高被引”，诚实、规范进行论文引用，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 

　　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为社会发展进程提供解决方案，因此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推动社会发展。然而，近年来，国内部分研究机构或高校从对发表论文数量的追逐转变为对论文被引用频次甚至是高被引频次的追求，将科学研究的深刻内涵简单地转变成了对表象数字的渴求，其结果必然是扭曲了科学研究的本质，对科学研究的作风和学风造成不良影响。 

　　40年前，当中国以开放的姿态走入世界之时，邹承鲁、师昌绪两位院士积极倡导中国科研“走出去”，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融入国际学术交流圈。之后，一些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为解决同行评议中的问题，避免因同行评议的标准、专家知识构建、学术偏好、人情关系等各种学术或非学术因素干扰评价结果，推动实施定量评价方法。 

　　最初，各机构实施定量评价方式时谨慎而有针对性，是一种小范围的实践。但评价效果显现之后，迅速被推而广之，定量指标遂成为重要的评价工具，并在快速应用过程中出现简单而整齐划一的趋势，进而导致科研绩效评估方法被简单地以数“数”的方式替代。从论文数量到被引频次，再到ESI的高被引频次，一切以数量为导向，进而暴露出了若干科研诚信的问题。 

　　近年来，学术论文造假屡见不鲜，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机构连续发文，强调科研诚信教育与治理，国家也建立了多部门查处科研失信行为的联席会议工作制度，净化科研环境。目前学术论文失信问题主要聚焦于论文内容层面，包括数据、图片造假，以及作者署名、利益冲突、代写代发等问题。但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信息挖掘工作的深入，更为深层次的学术行为被揭示出来，比较典型的问题是为抬高论文引用频次、达到ESI的指标，出现“合作互引用”“审稿拉引用”“花钱买引用”“期刊赠引用”等情况，一时间引发学术共同体关注。 

　　论文引用行为是科学研究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科学传承、创新的具体体现。严谨地引用参考文献，不仅能为论文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而且表现出求真务实的科研态度和对学术规范的敬畏，体现了作者对他人科研成果的尊重。这既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也方便读者及相关科研人员查阅和检索相应的信息，在提高学术论著的信息价值的同时，检验了作者研究内容的原创性。 

　　正因为参考文献不可或缺，SCI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充分利用参考文献与论文之间的关系，系统化地构建了引文索引，完整描述了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继承、批判、创新、发展的脉络，并通过引用次数说明了学术界对一项成果的关注程度。 

　　科学计量学之父普赖斯利用SCI数据以及引文网络的关系，奠定了科学学从软科学向硬科学的转变，用文献计量学方法描述了科学研究的规律。在《科学论文的网络》一书的开篇之词中，他认为“参考文献的模式标志着科学研究前沿的本质”。这句话的根本条件是参考文献的真实、可信、完整。 

　　当论文的引用从尊重前人成果的行为变为追求高引用频次的功利性工具时，参考文献真实性、客观性的特征在流失，必然给科学发展规律的研究带来困扰。而单纯地追逐被引频次的数字红利，也必然给论文组成要素带来重创。用计算机技术分析文献之间的关系早已是便捷的事，通过数据关系的计算，每年SCI都会因期刊的引用超乎常规“镇压”一批期刊，不发布当年的期刊引证数据。利用引文数据同样也可以发现论文作者之间“异常亲密”的关系。作者机构之间的“愉快合作”、多个合作者之间的“携手共进”，最终带来了论文被引频次数字高涨红利，这种引用充满了功利性色彩，放弃了科学研究应有的严肃。 

　　国内外学者都关注到这种数字红利现象。科睿唯安旗下科学信息研究所高级引文分析师David Pendlebury曾表示：“非常令人痛心。以简单单一的衡量体系（如h 指数或平均影响因子）来进行评价、决定基金，破坏了大众对公众业务的信心和文献计量分析的价值，而我很不幸地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它还改变了科研人员的行为，他们开始追求分数，而不是专注在研究上，这对科学有腐蚀性的影响……” 

　　不规范的论文引用是一种新型的科研失信行为，应引起科技工作者高度警觉。改变对论文数量、被引频次的追逐，尚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管理部门需进一步在“破五唯”“立新标”上下功夫，将科研绩效评价方法精细化、精准化，分级分类、有的放矢，不搞一刀切，不能用一把尺子量天下。科技工作者则需秉持科学精神，坚守科研诚信，努力为营造良好学术生态环境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