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越来越多的95后男生选择了植发，他们才20出头，刚刚接触职场，却已代替了前辈们，成为了被脱发问题困扰的主力军。

当95后走进手术室

两天我前联系到阿瑞的时候，他刚刚做完植发手术，正在北京的亲戚家休息。通过手术，他将自己后脑勺的2800个单位的毛囊，移植到了发际线区域。术后几小时，麻药的作用已经消退，生理盐水却还在刺激着脑袋发肿，正裹着的纱布下还有一些伤口隐隐作痛。

阿瑞是96年出生的辽宁人，今年刚刚25岁，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经济学博士一年级。这次回国颇费周折，经历了高价的航班、几周的隔离，就是为了来北京做植发。 

植发手术的医学称呼是“自体毛发移植”，基于纽约皮肤科专家诺曼·奥伦特拉奇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供区优势（donor dominance）理论：一般脱发的男性后枕部和头侧部的毛囊，并不会明显萎缩，而毛囊移植后会像在原部位时一样继续生长，并不知道自己“搬家”了。这样取多补少，以达到视觉上的平均。

90年代前后，FUE（毛囊单位移植）和FUT（毛囊单位提取）技术在美国开始应用，2004年前后进入中国。阿瑞做的就是FUE，前后有7名医护人员负责为他的脑袋剃头、打麻药、消毒、提取毛囊、整理毛囊、打生理盐水（使发际线区域头皮膨胀）、针管种植、裹纱布、戴帽子、配消炎药。旁边也不断有护士擦拭他出血的头皮，全程需要大概八个小时。 

植发手术通常需要多位医生相互配合（宝丁 摄）

阿瑞趴在手术椅上安静地挨着，不仅不会得到什么安慰，还不停地被警告不许乱动。这实在是漫长的、痛苦的一项皮肉工程，但是阿瑞坚信，手术植发就是治疗脱发最有效的办法。

实际上，治疗脱发的方式也不只植发一种。以最常见的雄激素性脱发为例，常见于20到30岁的男性，从前额两侧开始，头发的密度一般以每年7%的速度下降。为防止脱发进一步发展，皮肤科医生普遍会建议男性通过外用和口服药物抑制脱发。

植发前，阿瑞也曾在一家三甲医院的皮肤科问诊，医生看到他用了三个月的药后，一些原本秃掉的头皮长出了新发，又考虑到他年纪不大，并不愿意给他做植发。但阿瑞心意已决，很快找到了另一家商业机构。“我从本科期间就开始严重脱发，各种查解决办法，也明白吃药确实会更好。但是，青春很宝贵，植发一定是越早越好，我今年已经25了，如果等一年或两年再植发，就没有意义了。”阿瑞说。

“26岁做植发怎么就没有意义了？”我问他。阿瑞回答：“因为26岁四舍五入就30了，30岁对我来说，就不再是少年了。” 

科发源美容医院院长李兴东曾表示，仅仅10年前，植发可能还只是少部分年龄偏大的成功人士的选择，但从近两年的统计数据来看，目前手术植发者呈现越来越年轻化的态势，其中25～30岁的植发者占总人数的34%，20～25岁的植发者能占到16%，加起来30岁以下的植发人群占比超过50%。 

而根据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2016年的“脱发人群调查”，中国脱发人群约为2.5亿，以20到40岁之间为主，30岁左右发展最快，比上一代人脱发年龄提前了整整20年。

是审美缺陷，还是集体的焦虑？

80后大孟并不是植发的主流，他对植发没有执念，家族也没有脱发史。他的头发是在工作十几年的熬夜加班中陆续脱落的。今年六月，在“顺道”陪同事去植发的时候，大孟现场就被说服，花了五万块植了三千个单位。如今他正处在新发长出、种植的旧发脱落的时期，采访中他多次说到以后不会再做了，以他的年龄付出这么多来植发改善形象，也就是勉强维系几年，实在没必要。

大孟最初听说植发是在电梯广告上，身边第一个做植发的人，则是公司96年的小同事。“小同事和我不一样，是在过度减肥、健身后，身体代谢紊乱，发际线那一圈一下子没了头发。他还年轻需要找女朋友，植发虽然会有存活率的问题，但至少可以维持到结婚。”大孟说。

不可否认的是，当代青年男性对自己的外表关注正在增多，其中当然也包括头发的多寡。

《我与长指甲》剧照

一次北京周末的瑜伽课上，我偶遇了我的一位80后同事（名字不便透露），他主动提起自己正处在写稿间歇的调整期，为了减脂，上午跑步、下午瑜伽，并且不进食碳水。我很吃惊，原来他对自己有这么高的要求，毕竟主食对于我一个河南人来说就是命。他说，男性到了一定年纪，新陈代谢降低，必须通过更高强度的健身和饮食控制才能保证不会显著发福。毕竟，他说，守得住头发和小腹，便可远离成为“中年油腻男”的风险。

想起他平时总是戴着顶黑帽子，我抬头第一次认真地观察了他的发际线，M型凹进去的部分略微有些稀松，但离脱发还相去甚远。于是忍不住夸赞，那你做得不错啊，身材和头发都保住了。他说，目前还行，但防不住年纪变大的压力。

不只是长相，在另一些男生眼里，头发甚至还事关自我尊严的一部分。

我的一位94年的师弟小蔡甚至将脱发视为一种“重度残废”。因为继承了姥爷脱发的基因，小蔡从高三就开始疯狂掉头发。为了力挽狂澜，他用过姜汁洗发水，去过脱发产品线下店，买过日本900元一瓶的防脱洗发水，用他自己的话说，“最后靠药物苟延残喘”。直到去年国庆节，工作后的他终于攒到了第一笔钱，立刻来北京做了植发，一次性种了5500个单位。

脱发的尴尬对小蔡来说，无孔不入，随时来袭。“头发少的时候你就想留长一点，掩盖一点脱掉的头皮位置，但是在我家内蒙古，只要有一阵风吹来，那几根散落的秀发就会四处飘动，这是我人生中最惨的经历。”小蔡说，“去年秋天刚做完植发后，大概两周就长出了毛刺，长度和网络流传的某流量明星刚入狱的照片上差不多。赶上大风，我竟然有了安全感，再也不用担心头发在空中飞舞凌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很饱满。”

脱发还影响到了小蔡毕业求职的心态。小蔡说：“当你一身西装革履地去一家银行面试，如果你发现面试官关心的是你的发际线而不是你的实际能力，那这场面试注定要失败的。”他坚信，在这个年纪秃头，是个人形象上的崩塌和毁灭。

《隐秘的角落》剧照

如今，导致脱发的科学因素已经确定，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脱发男性往往很脆弱。一项英国的研究发现，43%的脱发男性担心脱发会影响个人魅力，22%的担心脱发对社交的影响，21%的脱发男性认为脱发与抑郁有关。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章星琪认为，脱发会造成一些男性的心理障碍，衍生一系列负面心理作用，如耻辱、愤怒、尴尬、有失尊严、怨恨、悲伤、感觉苍老、丧失自信心、不满意外观、社交障碍、无助感等，继而变得回避社交、染上强迫症或焦虑症。 

在美剧《欲望都市》里的一集，33岁的米兰达被妇科医生告知自己出现了排卵迟缓的症状，也就是“右卵巢认为她不可能再结婚生子，停止制造新的卵子”。有点慌乱的米兰达选择了和一位追过她两次，但是有些秃发的律师约会，竭力劝说自己“不能因为秃发问题就判男人死刑”。 

晚餐的时候，米兰达发现约会对象植了发，坐在对面开心地向她展示着尚有些稀松的前额，感叹自己现在能有头发真是一个奇迹。律师笑着说没想到自己是那种会去植发的男人，米兰达听到犹豫了一下后，告诉了对方自己正在服用荷尔蒙，甚至可考虑冷冻卵子，为自己未来的生育留下希望。

刚采用现代医学技术植发的律师却突然发表反对意见，“我认为这是在滥用科学，因为有些人本来就不该生孩子，或许这就是世界进行集体淘汰的方式。”米兰达很生气，打断并斥责了对方：“我不需要一个正在植发的男人来教我什么是正确的科学。”之后的画面中，两人默默吃着自己餐盘里的食物不愿再开口。

这真是经典的一幕，男性和女性为了保持青春（婚配、生育）所做出的不同技术性努力，被摆在了正在约会中的一张小餐桌上。但身处相似的境遇，双方却无法达成共识，克服对对方“缺陷”的偏见。 

之后查了一下，发现这部片子拍于1999年，彼时的植发刚在纽约出现不久。二十多年过去了，植发已在中国遍地风靡，也多有女性尝试冻卵，但大家似乎并没有变得更加宽容。

如何与脱发相处

其实脱发作为一种缺陷不是新事物，几乎伴随着人们的整个历史。在《圣经》旧约中，先知伊莱沙前往圣地伯特利的路上，有一群男孩嘲笑他的秃头。伊莱沙很忌讳这件事，于是向上帝求助，上帝立刻召唤出两头母熊撕裂、咬死了这42个孩子。这个故事中，上帝可能告诉了我们不能嘲笑他人秃头，但却并没有对伊莱沙的困境给予实质帮助，毕竟他依然忌讳自己的发型。 

即便在如今，多数人都认为应对脱发的关键在于如何攻克，而非如何看待。于是，脱发者的自嘲就是一种缓解自卑的尝试。

在网络上，从“秃瓢”“地中海”“光明顶”，再到“加班工资还不够植发的钱”，脱发是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把玩、传播的一个梗、一个标签。甚至，脱发还是某些群体的符号，比如程序员、博士以及脑力工作者。当这一标签化被媒体建构起来之后，群体性焦虑也随之产生了。阿瑞和小蔡都认为，这些玩脱发梗、发表情包的人，或许并不是真正严重的脱发者。

小蔡习惯主动和朋友提到自己的脱发，他说：“你不提的话，别人想说又不敢说岂不更尴尬？”阿瑞也会在每次同学聚会后发朋友圈时主动点出，“我一般会先说一句，‘我知道自己秃了’。因为你不说别人也肯定会说，不如你自己先说出来，倒不是说我真的不在意。”阿瑞说。 

采访大孟的时候，他提出可以开视频，以便更好地观摩他植发的效果。我拒绝了，一时间也搞不清为什么，对直视男性的头顶竟心怀芥蒂。也是因为害怕笑场，就和他说如果有需要再看。采访后，我粗略算了一下他们植发的成本，平均挪动一根头发15块钱，相当于一碗牛肉面。我摸了摸自己头上十万多根的头发，第一次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富有。

比起脱发，光头的形象反而显得更正面。我过去有位公司领导，因为做登台主持要化妆，一次被我在后台撞见了，才发现化妆师需要先精心地把他头部的毛发像刮胡子一样全部剃一遍，然后不顾浪费，将我们一般只涂在脸上的粉底涂满脑袋和脖子，以显得肤色一致。不带有任何歧视他的心理，我很喜欢把这个光头的故事当作一个段子和朋友分享，而且百说不厌。

图丨摄图网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也有人“舍身炸碉堡”，早早就剃了光头，享受“脱发自由”。我本科期间所在户外社就有位学长在脱发后索性留了光头。他本来就是社团里出名的、幽默的活跃分子，一个光头更是将自己和喜剧演员的身份挂了钩，彻底摆脱了脱发形象。

阿蔡甚至也有此打算，植发的经历对他来说，算不上美妙，花费七万多，因为头疼得不能翻身，几乎坐着睡了一周。他决定，“等它们再次脱落了，我就去剃个光头，做一个大光头的中年人也蛮帅的。”他还发现，脱发影响的主要还是自己，  “我的脱发不脱发对周围人来说，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我们公司也有光头，但我也不会用特别的眼光看他。而且，过了校园恋情的阶段，女生在找伴侣方面，只是看颜的也不多了。”

头上还裹着纱布的阿瑞则意识到，植发后，自己虽然多了一点对生活的盼头，但也没有脱胎换骨的感觉。四月时，他看了一部电影，名字叫《金属之声》（Sound of Metal），剧中主角是一个摇滚乐队的鼓手，突然发现自己失聪后，与搭档都很懊恼，折腾了一圈，变卖了一切只为了佩戴上人工耳蜗。然而，人工耳蜗却令他听什么都有杂音，世界也变得很嘈杂。电影的结尾他把人工耳蜗丢了，独自在公园里坐着，四周一切都恢复了寂静。 

阿瑞自己刚到美国的那几年很拼，每天学校、宿舍两点一线，熬夜学习也不社交，憋着一股劲想要读名校，“虽然这可能导致了我脱发变严重，但你如果问我，是否愿意拿现在的博士学位换那时的头发，我是不愿意的。有些失去是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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