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育，托的不是现在，而是一个民族的未来！

人口负增长，到底还是来了，速度比想象中更快。

今年7月，联合国发布了一份报告，我国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之位或在明年让位印度，到2050年，印度人口将增加到16.68亿，而中国将减少到13.17亿。 紧接着8月1日，国家卫健委党组在《求是》杂志发表《谱写新时代人口工作新篇章》，国内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走低，“十四五”期间总人口将负增长。 这是官方首次公开承认人口将负增长，时间在“十四五”期间，即2025年之前，比此前专家预测的2030年节点 提前了至少5年 ！ 

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062万人，净增人口48万人，创下近60年以来最低水平。5年间河南、山东、河北等人口大省出生人口降幅超过40%，并且2021年已有11个省陷入人口自然负增长。 想象中的“生育潮”并未到来，老年人口不断增加，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3.5%，总和生育率1.3，已经与日本持平。 长期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的日本，老龄化少子化，社会活力降低，低欲望社会，“M型社会”，不婚化、社会阶层固化，经济停滞30年。 中国人口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转折。

不生孩子的首要因素是无人照料?

为什么不生孩子了？ 8月17日上午，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郝福庆在国家卫健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内调查显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大概有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现实中我们供给还是不足的，特别是普惠性的服务供给确实是个短板。”

这个说法并不是头一次被提出。 2021年7月21日，新华社报道，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左右，“婴幼儿无人照料是制约生育的重要原因。” 无人照料是不生娃的首要原因？ 有人可能对此嗤之以鼻，明明是买不起房、35岁职业焦虑、结不起婚、996、生不起娃…… 夸张了说，一口气能找出100个原因，但绝不会是无人照料。 看似转移矛盾，避重就轻，其实不然。

这一结论其实来自2份调查，分别为2016年国家卫计委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研、2018年全国妇联与中国基础教育质量检测协同创新中心调研。 而这2份调研目的是了解二孩政策全面实行后的影响，针对的是已生育家长，前者调查对象为“全国10个城市3岁以下婴幼儿父母”，后者为“北京、辽宁等10省(区、市)0到15岁儿童的父母”。 2016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已生育一孩而不打算生二孩的母亲中，有60.7%是出于孩子无人照料的原因；全职母亲中，有近1/3是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超过3/4的全职母亲表示，如有人帮助带孩子，将会重新就业。 

201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母亲的精力、孩子上幼儿园以前需要专人照料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 这样一来就容易理解了，“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这个结论 针对的是已生育家长不生二胎 的重要原因，和一胎生育或者年轻人没有直接关系。

年轻人爱躺平，想短时间扭转压根不可能，国家想解决的是“有能力生孩子，愿意生孩子”的已婚已育人群的需要。 这是有道理的，有研究发现，实际上随着年代越早，生育意愿越高，80后、70后、60后的生育意愿均高于90后和00后。 无人照料，爷爷奶奶辈呢？ 不是爷爷奶奶们不爱孙辈了，实在是自顾不暇。

截至2020年，我国女性初育年龄增至29.13岁，意味着现代年轻人与父母之间的年龄差距不断增大。而拼二胎的人群年龄在30-40岁之间，这批人是1980-1990年出生的，也是独生子女的主力军，其父母是1955-1965年出生的，已陆续跨过65岁门槛，成为各种意义上真正的老年人，同时迎来老年疾病高发期。 这批80-90独生子女，已经开启了一对夫妻养四个老人和两个孩子的状态。 2次人口普查数据也印证了家庭抚幼养老功能在逐渐弱化，七普时家庭户规模是2.62人，比六普的3.1人有所下降。

不敢生的背后，还有一笔经济账。 

有人曾算过，把一个孩子养大到上大学要花多少钱，这个数字是62.3万元-197.8万元。拿这200万存3年定期，按照3.575%利率，就是2000000×3.575%=7.15万，平均每个月71500÷12=5959元，在三四线城市生活要多滋润有多滋润。 当然，这还是理想状态下。

若分阶段来看，0-3岁是最需要照料的环节，省掉教育，不生病，衣服穿旧的，尿布自己制作，最少是4万元。 

还有隐形成本无法计算，如爷爷奶奶辈承担起月嫂的工作，妈妈从怀孕后期到分娩完6个月无法工作，家庭经济支柱只有爸爸一个人。 “生娃之后，连一场电影也没看过，舍不得喝一杯星巴克”“休完产假回公司，办公桌都没了”“职场容不下一个妈妈”……这是许多为人父母的心声。  如果还有托儿所，妈妈们生完孩子就能返回职场，无需担心工作机会流失，家庭还多一份经济来源。 

根据OECD一份报告，提高儿童托育质量可以帮助更多有幼儿的母亲重返工作岗位并实现更好的工作生活平衡。丹麦，卢森堡，荷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和瑞士的70％以上的母亲仍在工作，而这些国家在正规托育中心的儿童比例最高。

针对不敢要二胎的已婚已育人群多年来的隐痛，国家正式出手了！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7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 要求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 这一文件也是对此前政策的补充。

从2016年起频频提出，到2019年《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重磅政策引爆托育行业。 更是首次写进国家层面的“十四五”规划里，明确提出要把托育服务作为重点来发展，到“十四五”期末，每千人的托位数从目前的1.8提高到4.5，足见提振生育的决心。

托育，需求庞大 

双语、国际化、外教……如今的幼儿园越来越高端，收费动辄上万，托儿所，这个词已经有点陌生了。但其实，我国曾建立起过一套完善的公办托育体系 ，具有浓厚的福利性质，通常只需交少许餐费。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越来越多妇女从家庭走进工厂，与男性一样参加劳动，成为女钳工、女车床工、女电焊工等，机关、团体、企业和群众办起了多种托儿组织，如哺乳室、家庭托儿所、街道托儿站等。 1952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4版，发表了《北京市百货公司成立哺乳室》，女职工们上班时把孩子送到哺乳室，由保育员精心照顾，每天上下午还可以很方便地去喂奶。 

去年，有网友晒出70年代托儿所旧照，掀起一波回忆杀， “楼上工作，楼下就是托儿所，午休时顺便看看孩子，下班时直接带他们回家。”“保育阿姨都是工厂员工，或者亲戚朋友等熟人，经过专门培训，不怕对孩子不好。” 

但随着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国企开启浩浩荡荡改制，降本增效，单位开设的托儿所纷纷关闭，与此同时，生育观念从“多子多福”转变为“优生优育”，新生代的数量大幅度减少，我国公办托育体系在上世纪90年代后逐渐解体。 慢慢地，托儿所成为回忆。 诚然，回忆有美化的成分，但这种优势对于如今陷入工作孩子两难的女性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从前的公办托育体系消失了，市场经济下， 0-3岁托育服务呈现数量少，私立为主，公立为辅 的特点 。 一份2017年的数据显示，3岁以下学前教育机构在园人数为112.95万人，其中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比重为81.4%、教育部门举办的学前机构比重为12%，集体、其他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地方企业和部队举办的机构比重均在3%以下。

而同期全国3岁以下儿童总数约有5164万人，因此全国范围内纳入教育部门管理的托育机构在园人数占比约为2.2%。 尽管在官方给出的最新数据中，上升至5.5%左右，但可以看出，3岁下幼儿入托率依旧非常低，尤其是与国际入托率相比，相差甚远。 根据OECD公布的数据，OECD的3岁以下婴幼儿平均入托率为36.1%，有10个国家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超过50%，其中最高的丹麦达到了61.8%，比利时、冰岛、法国、以色列、荷兰、挪威等国家也接近60%；东亚地区的韩国和日本分别为53.4%和22.5%。 极低的入托率背后，实际需求却又庞大。 

前瞻产业研究院2021年最新调研显示，接受调研的家庭中仅有5%的家庭完全不需要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即剩下的95%的家庭均对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有需求，其中需求较为强烈的家庭约占84%左右。 

造成这种错位最主要的原因是，托儿制度不完善， 公立排不上，私立托育费用太高 ，没有解决刚需人群痛点。根据草莓派数据调查与计算系统的调研结果显示，2019年婴幼儿托育服务可接受的费用大多为月均2000-4000元，但市面上托育服务的月均价格在4500元左右，这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育儿成本，部分家长会因此放弃托育服务。

托育要普惠，谁来扛起重任？ 

根据最新出台的《指导意见》，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和引导，实施公办托育服务能力建设项目和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带动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和社会投资。 公办托育机构收费标准由地方政府制定，加强对普惠托育机构收费的监管。拓展社区托育服务功能，完善婴幼儿照护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加快制定出台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在满足学前教育普及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3岁幼儿。 建好托育机构，不仅为育儿减负，还能创造巨大的社会效益，  婴幼儿由于年纪太小，6-12个月、2-3岁需要获得的照顾完全不同，无法像幼儿园一样做到规模化托管，这就注定托儿所只能精细化运作。 

国家卫健委在《托育机构设置标准》中规定，6到10个月为乳儿班，不超过10人；12个月到24个月为托小班，不超过15人；24个月到36个月为托大班，不超过20人；18个月以上可以混合编班，每个班不超过18人。 通常，保育员与幼儿的比例在1:3-1:7之间，按照2021年出生并登记户籍新生儿887.3万，粗略计算， 创造的就业岗位就是127万人 ，这还不算需配备的保健人员、早教老师、安保人员、餐饮保洁后勤人员。 此外，当幼儿有了照顾，妈妈们挣脱育儿束缚，重回办公室，其创造的社会经济效益又是另一笔账了。 当然，托育机构的选址、建筑标准、面积、消防、采光有严格要求。住建部于2016年和2018年分别发布了相应建筑设计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其中提出室内冬天采光至少3小时，服务半径不大于300m等。 

托育要普惠，这副重担交给谁？ 政府引导，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政府优惠，重点靠社会力量，初衷是普惠。

因此，长远来看将融入城市公共服务，公办托育成为主流，短期内则需要政府扶持，依靠民营托育解决供需矛盾。 这意味着，一个合格的托育机构启动资金绝不低，离不开社会资本的支持。 而我国的的婴幼儿托育市场受政策推动明显，从2016年开始，政府多次在相关政策中提及发展托育，资本涌入婴幼儿托育行业，2017年投融资金额达到3.9亿人民币，2018年共有7起投融资活动，资金均为千万级，14家风投参与，融资阶段主要集中于早期阶段。 2019年更是迎来“托育服务元年”，儿童托管赛道融资金额近5亿元，融资案例数量达到14起，为近五年来最高，婴幼儿托育市场规模突破1700亿。 

资本看好的托育赛道，竞争激烈。 拿到2次融资的纽诺教育，显然是托育行业的一个缩影。

公开资料显示，纽诺教育在2018年4月得到安赐资本、广州创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领投，广东文化产业投资参投的A轮融资6500万人民币，2019年4月获得A轮融资和B轮融资。 站上风口的纽诺教育一度扩张，做到了全国最大托育直营连锁品牌，2019年累计开了31家园区，营收约1亿元，估值达5个多亿。

但2020年停课半年引发大量退费，婴幼儿长大转而去上幼儿园，让纽诺教育损失惨重，资金链断裂，创始人还在今年3月因一篇文章《卖了4套房，创业12年，如今负债1亿，无家可归》上了热搜，总部如今只剩6名员工，令人唏嘘不已。 

纽诺教育倒下的同时，“YoKID优儿学堂”及其集团母公司优儿托育服务集团完成由嘉道资本领投的最新一轮融资。 其中一大原因或许是，在对托育需求不变的情况，商业模式相对清晰。 

目前，国内大部分托育机构提供的是To C模式——托育+早教，托育只是最基础服务，盈利依靠溢价服务，引入外教及蒙氏教师、美式课程、国际文化、育儿咨询服务、亲子活动等。 据广证恒生测算，不考虑税收优惠下，托育机构在90%满园率的情况下，投资回收期约26.13个月，净利率12.89%。 

还有一种是借鉴美国托育巨头Bright Horizon的To B+To C模式，即在开办托育园的同时，面向企业、园区提供集中托育服务。 看下来，这是最符合政府普惠托育初衷的模式了。但是，业内人士认为，To B托育模式对区域资源要求较高，这对处于创业阶段的整个托育行业来说都存在门槛。所以，短期内或许依靠政府购买服务来扶持发展是一条出路。 

 胡适曾说，“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怎样待女人；第三看怎样利用闲暇时间。” 

我国妇女解放99年，越来越多女性独立意识觉醒，接受高等教育，走入社会，职场上与男性一样叱咤风云，如果因为生育问题使得女性被迫重回家庭，既是对先辈妇女解放运动的亵渎，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一种集中凸显。 

人口问题已经敲响警钟，降低生育成本，做好普惠托育，下至家庭，减轻经济负担，保障小家幸福；上至国家，应对人口负增长压力，是一次生产力的解放，缓和的是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托育，托的不是现在，而是一个民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