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的决定方式高度保密，候选人名单和提名者的投票记录都会被封存50年之久，直到奖项公布前也几乎不会提前透露任何内部信息。这也让奖项预测变得颇有挑战。不过，生命科学领域的许多奖项都充当了诺奖的“风向标”。

在新冠疫情的衬托下，连续两年夺奖呼声最高的要数mRNA疫苗技术。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和魏斯曼（Drew Weissman）已经横扫了包括拉斯克奖、科学突破奖在内的五个重要奖项，被认为未来获得诺奖“只是时间问题”。通过对信使mRNA的修饰，他们开发的治疗技术，使得高效的新冠mRNA 疫苗的快速开发成为可能。

在预测诺奖方面成果显著的“引文桂冠奖”，今年将目光都投向了临床应用。同样来自宾大的华人学者李文渝（Virginia Man-Yee Lee）发现了TDP43 蛋白聚集是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和额颞叶变性（FTLD）的病理特征，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作出突出贡献。

2006年，李文渝在美国《科学》（Science）周刊发表的开创性论文，目前已被引用超过4000次。而日本东京都医学科学研究所脑神经科学部主任长谷川成人（Masato Hasegawa）比她晚了几个月发表了相似的独立研究成果，因此两人被认为有可能会同时获奖。

除此之外，还有两位对疾病的遗传基础做出开创性发现的科学家受到“引文桂冠奖”青睐。华盛顿大学的玛丽-克莱尔·金（Mary-Claire King）揭示了BRCA基因突变在乳腺癌和卵巢癌中的作用，彻底改变了癌症筛查；哈佛医学院的斯图尔特·奥金（Stuart Orkin）发现了各种类型地中海贫血背后的基因变化，从而为遗传性血液疾病带来了有希望的基因疗法。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刚刚颁布不久的拉斯克奖花落香港学者卢煜明。1997年，他在母亲血液中发现胎儿DNA，彻底改变了筛查胎儿遗传异常的临床实践，后来更实现了唐氏综合征的无创产前检测，如今每年都有数百万人使用。卢煜明也将成为未来诺奖的有力争夺者。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有一定的周期性规律，在基础生物学发现和临床应用之间分配比例大约为2：1。在神经疾病、癌症或传染病方面的发现，每十年左右就会获胜一次。比如， 2015年的蛔虫和疟疾治疗、2018年的免疫肿瘤学和2020年的丙型肝炎，均属于更侧重临床的奖项。

而在基础领域，据多年关注诺奖相关科学史的徐亦迅博士统计，截至2021年，总共有16个奖项颁给了神经生物学，15个奖项颁给了遗传学，13个奖项颁给了与新陈代谢有关的生物化学，还有8个奖项颁给了细胞内的信号传导。比如，2017年的生物钟运行的分子机制，2019年的细胞在分子水平上感知氧气的基本原理。而去年的温度和触觉感受器，就属于神经生物学领域。这也意味着去年另一大获奖热门——影响神经科学研究的革命性技术光遗传学技术，可能还需要等上几年才会获奖。

今年正好是遗传学创始人孟德尔逝世200周年，遗传学也是热点领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格伦斯坦（Michael Grunstein）证明，组蛋白与基因表达调控相关；洛克菲勒大学的大卫·艾利斯（David Allis）则首次发现了组蛋白乙酰转移酶，可以激活调节基因活性，这一发现标志着表观遗传学的兴起，如今研究人员和生物企业正开始利用它治疗人类疾病。两人共同分享了2018 年拉斯克奖和 2016 年格鲁伯遗传学奖。

上一次表观遗传学获得诺贝尔奖，还要追溯到2006年，当时罗杰·科恩伯格（Roger Kornberg）凭借解开RNA转录本如何组装分子之谜赢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因此，上述工作今年可能争取生理学或医学奖或者化学奖两个奖项。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自1901年开始颁发。从1901年到2021年，共产生112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共计224人获得奖励。其中，12位是女性。

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是弗雷德里克·班廷（Frederick G.Banting），他在1923年获奖时，年仅32岁；最年长的是佩顿·罗斯（Peyton Rous），他在1966年获奖时，已经87岁。

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发展历史中，诸多研究深刻影响了临床医学的实践，为人类攻克疾病开辟了全新的道路。在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名单即将揭晓之际，澎湃科技梳理了近年来获奖研究转化为临床应用的案例，回顾四个“奖项背后的故事”。

202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颁发给哈维· 阿尔特（Harvey J. Alter）、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ughton）和查尔斯·赖斯（Charles M. Rice），以表彰他们对发现丙型肝炎病毒做出的贡献。

哈维·阿尔特是丙型肝炎病毒的发现者。他喜欢读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诗，担任过美国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校报主编。因年龄原因逐步退出研究一线之后，他在2013年以诙谐幽默的笔调撰写了自传《未选择的路，以及我是如何爱上肝脏的》。

哈维·阿尔特是一对犹太夫妇的独子，他从小就对医院颇感亲切，觉得自己命中注定要成为一名医生。上大学时，他选择了有医学院的罗切斯特大学，却没能在第一学期进入医学院。出乎意料的是，“校报主编”的经历却让他意外被医学院录取——医学院院长伦·芬宁格（Len Fenninger）是他的读者，在一次采访中，他和这位能把学生“吃了”的面试官一拍即合，拿到了70个录取名额中的一个。

此后，他的人生经过了多个关键抉择：1961年，他“逃脱”兵役，进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1962年，他和巴鲁克·布隆伯格（Baruch Samuel Blumberg）建立了合作，发现了澳大利亚抗原，后错失分享诺贝尔奖的机会。１９６９年，澳大利亚抗原被证实与乙型肝炎病毒有关，他又回到NIH，继续研究输血相关性肝炎（TAH）。

1975年，他的团队发现了非甲非乙型肝炎（NANBH），但一直难觅病原体的踪影。他觉得十分沮丧，只能写诗祈祷肝神保佑：“肝神高无上，赐予我力量；毕其功于一役，罪魁速落网。”1988年，肝神可能被“感动”了，他和凯龙疫苗公司（Chiron）合作，成功开发出丙肝抗体检测方法，并于1990年开始应用于献血者筛查。

诺贝尔奖官网评价：“由于他们的发现，现在可以进行高度敏感的病毒血液检测，这些检测基本上消除了世界许多地区输血后肝炎，大大提升了全球健康水平。他们的发现也使抗丙型肝炎病毒的药物得以迅速发展，提高了从世界人口中根除丙型肝炎病毒的希望。”

詹姆斯·艾利森是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之一，因在“发现负性免疫调节治疗癌症的疗法方面的贡献”，他和本庶佑(Tasuku Honjo)共享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共1929万例，全球因癌症而死亡的病例共有996万例。癌症已成为人类健康最大的威胁之一。

据诺贝尔奖官网介绍，艾利森的主要贡献在于，1994-1995年，他研究了一种已知的蛋白质CTLA-4蛋白，它对免疫系统起刹车作用。艾利森意识到，可以释放“刹车”的潜力，从而释放我们的免疫细胞，攻击肿瘤。随后，他将这一概念发展成为治疗患者的新方法。

艾利森的童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以石油开采为主业的小镇度过，他的父亲是镇上的一名外科医生，他偶尔会跟随父亲上门出诊。在此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相比成为医生，他对允许试错的科学研究更感兴趣。

在艾利森11岁时，他的母亲因淋巴瘤去世。四年后，他的两位叔叔也相继被肺癌和黑色素瘤夺去生命。2005年，他的大哥死于前列腺癌。大哥的葬礼结束后，仅仅过了一周的时间，他自己也被诊断出前列腺癌，后又被发现有黑色素瘤，好在都确诊得早，他几次三番躲过癌症的“突袭”。

家族被癌症笼罩的历史，为他提供了寻找癌症新疗法的动力。为了把自己的发现转化成有效的抗癌疗法，他开始在美国各地介绍自己的发现，然而在前三年，他接触的所有公司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又经过两年的努力，他和一家叫做梅达瑞克斯公司（Medarex）的新兴生物技术公司达成了合作，开始研发针对CTLA-4的抗体，首次小型临床试验效果不佳，但他们没有放弃。

2009年，美国制药巨头百时美施贵宝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BMS）收购了梅达瑞克斯的股份，这次收购最重要的一项工程，是正在研究阶段的伊匹单抗（ipilimumab）。2010年，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ipilimumab进入第一个Ⅲ期临床试验。刚开始很不顺利，病人的肿瘤体积似乎比用药前更大了。就在公司打算放弃的时候，一位病人对负责临床试验的医生说：“别太在意 X 光片上的图像，我的身体感觉很棒。”因为这句话，医生决定再等等。两个月后，病人再去拍片时，肿瘤体积竟显著缩小，ipilimumab起作用了。

2011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正式批准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CTLA-4单抗ipilimumab（商标名 Yervoy）上市，用于晚期黑色素瘤治疗。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获批上市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开创了癌症免疫治疗新时代。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分成了两部分，一半由威廉·坎贝尔（William C.Campbell）和佐藤村（SatoshiŌmura）获得，以表彰他们在治疗蛔虫引起的感染方面的新发现；另一半由屠呦呦获得，以表彰她在“在治疗疟疾方面的新发明”。

屠呦呦16岁时得过肺结核，病愈后，她对医学产生了兴趣。1951年，屠呦呦考取北京大学药学系，成为中国首批女大学生中的一员，在分专业时，她选择了冷门的生药学专业。

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工作组”，即“全国性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小组”，开始了她的抗疟疾研究之路。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屠呦呦带领同伴们进行抗疟疾筛选，经过对200多种中药、380多种提取样品的药物的筛选后，他们才锁定青蒿。但几轮测试后，青蒿的效果并不如意，它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最高也只有40%左右。

于是，屠呦呦开始钻研古籍，读到《肘后备急方》之卷三·治寒热诸疟方第十六的记载时，她忽然想到，青蒿抗疟疗效不显著的根本原因或许是它会在高温下发生酶解，这意味着，需要改变高温提取青蒿素抗疟成分的方法，转而采取低温提取的方法。

1971年10月4日，在第191号青蒿素乙醚中性提取物的抗疟试验中，他们使用乙醚提取出了对疟原虫抑制率达到100%的“醚中干”。乙醚等有机溶剂对身体有害，屠呦呦课题组中，许多人的身体都受到了损害，屠呦呦也因此得了中毒性肝炎，但这并没有阻挡他们试验的步伐。在此后的狗疟用药实验中，一只狗出现了毒性反应，“醚中干”的安全性被质疑。屠呦呦以身试药，证实了“醚中干”的安全性。

1972年，屠呦呦课题组首次从青蒿中提取出抗疟有效单体，将它命名为青蒿素。次年，第一批青蒿素片剂制作完成。然而，其效果却大打折扣。经测试，研究人员发现了问题所在——青蒿素片剂在制备过程中，崩解时间太长，导致其中的青蒿素还未被人体吸收，就已经随残余药片排出。于是，研究组转而选择胶囊的形式，经过多次临床试验，收效良好。此后，越来越多的抗疟疾药物被研发出来。

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发布的《世界疟疾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约有2.41亿个疟疾病例，62.7万人死于疟疾。目前，以青蒿素类药物为基础的联合疗法，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用于疟疾治疗，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

四 罗伯特·爱德华兹（Robert Edwards）：“辅助生殖技术之父”

罗伯特·爱德华兹是201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因对“体外受精的发展”的贡献而获奖。

爱德华兹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Manchester）郊外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早年贫穷的生活使他成为了终生的平等主义者，并对农业和自然历史，尤其是动物的繁殖模式产生好奇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迫中断学习，成为了一名军队文员，后来，他又意外被爱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录取。为了攒够学费，他同时打了三份工。

在爱丁堡，他遇见了他的终身伴侣和科学研究合作者——露丝·福勒（Ruth Fowler），1954年，他们结婚，并在1959到1964年间生了5个女儿。露丝·福勒的父亲和外祖父均有爵位，且都拥有很高的学历。爱德华兹称，一开始，他有点被露丝·福勒的家庭背景吓到。

爱德华兹有着广泛的科学兴趣，但是一直保有实现人类体外受精（IVF）的雄心。在与帕特里克·斯特普托（Patrick Steptoe）的合作中，他找到了一种从卵巢中取出卵子的方法，并成功实现了人类卵细胞的体外受精。

其后，爱德华兹经历了一段饱受争议的日子。1970年末，爱德华兹向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UK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下称MRC）申请资金。然而媒体、科学界和医学界对他的研究进行了攻击，导致MRC直接拒绝了他们的拨款申请。接下来的7年里，爱德华兹往返于剑桥大学和大曼彻斯特（Greater Manchester）的奥尔德姆（Oldham）综合医院之间，往返需要12小时，他不得不把露丝和五个女儿留在剑桥。

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个体外受精的孩子出生。

据诺贝尔奖官网介绍，对许多人来说，孩子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然地拥有孩子，女性输卵管可能堵塞，卵子或精子可能细胞过少，体外受精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帮助不孕不育的夫妻实现生养孩子的心愿。

附：近三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名单

2021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大卫·朱利叶斯（David Julius）和阿登·帕塔普提安（Ardem Patapoutian）“他们发现了温度和触觉受体”。

２０２０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颁发给哈维·阿尔特（Harvey J. Alter）、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ughton）、查尔斯·赖斯（Charles M. Rice），以表彰他们对发现丙型肝炎病毒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