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14所大学师生自筹经费为中国正名#的话题冲上热搜。2019年6月，《科学》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公民诚信度》的研究，中国在40个国家中排名最末。而衡量诚信的标准，只有捡到钱包后是否用电子邮件联系失主这一条。这一结论引得反对质疑声四起。

在一个由200多名学者组成的“行为经济学”交流群中，“群主”美国欧道明大学教授张琪，发出了重新探索研究的倡议。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杨芊最先响应，通过“滚雪球”的方式，除了张琪，最终有来自国内14所大学的100多位师生加入。

2023年7月，这项历经4年的研究正式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报》，论文作者名单包括浙江大学的杨芊、西南财经大学的张薇薇、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的刘世勇、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龚文进、首都医科大学的韩优莉、复旦大学的吕军、深圳大学的蒋冬红、陕西师范大学的聂景春、南开大学的吕小康、南京医科大学的刘汝刚、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焦明丽、华南师范大学的曲琛、上海交通大学的张明吉、清华大学的孙亚程、浙江大学的周欣悦、美国欧道明大学的张琪。

研究发现，如果仅用“电子邮件回复率”来衡量“诚信”，结论与Cohn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但中国公民27.4%的“电子邮件回复率”远低于77.8%的“钱包回收率”，这说明公民诚信度不能仅靠“电子邮件回复率”单一指标来度量。

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电子邮件回复率”与国家集体主义指数呈显著负相关，但“钱包回收率”与区域集体主义指数呈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评估“诚信”，还要考虑不同的文化影响。集体主义文化下，公民倾向于“被动地替失主保管钱包”；而个人主义文化下，公民倾向于“主动地联系钱包所有者”。

挑战发表在《科学》上的论文，并非易事，尤其是对于这支连专项经费都没有的团队。但在全国10个城市近500个点位开展“丢失钱包”的实验，对人力和物力都有不小的要求。

为了尽早与《科学》对话，为中国公民诚信“正名”，他们来不及申请专项经费，干脆入组时就“自备干粮”。不久后，他们自发招募了上百名参与调研的中外籍学生。为了缓解经费压力，老师们还主动提出负责实验所需的相关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