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里的程勇就是现实中的“代购印度抗癌药第一人”——陆勇。

2002年8月，陆勇被确诊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简称慢粒白血病）。

此后，他开始服用“格列卫”抗癌药，每个月一盒，而一盒就要23500元（此前该药没有纳入医保，病人需自费），将近两年时间，他花了60万，几乎掏光家底。

2004年6月，陆勇偶然知道了印度有仿制的“格列卫”抗癌药，经过检验，药效相似99.9%，他开始服用仿制“格列卫”，一盒仅需3000元，此后持续降价，2014年以后只要200元一盒。

2004年8月，陆勇在病友群里分享了这一消息，随后，数千人让他代购仿制“格列卫”抗癌药。

2014年7月21日，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为罪名，将陆勇公诉至沅江市法院。

2015年1月27日，沅江市检察院向法院请求撤回对陆勇的起诉，法院当天对“撤回起诉”做出准许裁定。

2015年1月29日下午，陆勇获释。

《我不是药神》就取材于这一真实事件，影片笑中带泪，看完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而现实世界的故事远比影片中展现的更真实、更残忍。

排队去印度买“假药”

中国慢粒白血病患者近10万人，每年新增患者约为1.3万人，胃肠间质瘤患者缺乏数据统计，但年发病率约为1/10万-2/10万人，或者更高。

这些昔日被判为绝症的病人，因为瑞士诺华研制成功的药物格列卫，看到了生命得以延续的希望。

格列卫是一种分子靶向治疗药物，能直接针对致病基因从分子水平治疗，在这种药物研发出来之后，慢粒白血病患者的10年生存率从不到50%提高到了90%，已经取代骨髓移植成为首选治疗方案。

为降低病情复发，慢粒白血病和胃肠间质瘤患者须终身服药。

但是从2001年引入中国，诺华格列卫的价格一直是23500元一盒（一盒为一个月的服用剂量）。

即便在2006年推出了买三赠九的优惠活动，一年72000元的费用还是掏空了很多老百姓的家底。

并且将格列卫纳入医保报销目录的省份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患者享受不到任何帮助。

好消息是，印度仿制的“格列卫”，药效相同但是一个月的费用只有不到3000元，成为了很多患者心中的神药。

可惜的是，因为不符合《药品管理法》的规定，这种药品被官方判定为“假药”，在药店里买不到，医生也不会给你推荐。

很多想去印度买药的患者也被复杂的英文表格、支付单据绕的晕头转向，所以在网络上会看到不少网友一次又一次焦急的询问，怎么样才能买到印度药，或者谁能施舍转让一些药物。

即便冒着会买到真正假药的风险，还是有很多人在不断的尝试。

印度生产了全球20%的仿制药

印度的仿制药不只这一种，在国际社会上发挥的作用也远超过大家的想象。

诸如无国界医生、全球基金、国际药品采购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组织，都需要依赖价格低廉的印度仿制药来完成自身的运作。

医疗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曾指出，该组织有80%的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是从印度购买的。

2012年9月16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汇报中也以相当长的篇幅推介仿制药的重要意义。

他认为仿制药产业的发展，是第三世界国家提高卫生水平、改善民众健康状态的重要保证，并对印度等国加强生产低成本仿制药的努力给予赞赏和肯定。

通过大量的仿制药生产，印度本身也收获不菲，用印度人的话说就是，印度制药业正在以实惠的价格成为“世界药房”。

通过美国FDA认可的印度药厂生产成本，比美国低65%、比欧洲低50%。

正是凭借超低的生产成本和超高的技术含量，印度制药厂商总是能够获得大量外包生产合约。

目前印度境内拥有FDA认证的药厂共有119家，可向美国出口约900种获得FDA批准的药物和制药原料，拥有英国药品管理局认证的药厂也有80多家。

过去3年印度制药业平均增长速度在14%左右，印度生产了全球20%的仿制药，并使制药业成为印度的经济支柱之一。

目前，印度药品出口到200多个国家，疫苗和生物制药产品出口到150个国家。

仅2016年一年，印度就提交了近800个仿制申请

2020年前后，许多专利药将陆续到期，不少专业机构早在几年前就预测，这将会大大刺激印度仿制药的生产。

届时印度仿制药预计在全球仿制药市场的份额会从目前的20%增至25%，印度制药业的营业额将会从现在的约258亿美元增长到500亿美元。

不过，印度药并不是一直都这么便宜的。

独立之初，印度的医药市场被跨国公司药厂控制了80%以上，99%的专利药掌握在这些公司手中。

在上世纪60年代，印度市场上的药价之高也曾闻名于世。

为了让印度人能享受到平价药，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但真正让印度制药企业受益的，还是1970年在总理英迪拉·甘地主导下对《专利法》的修订。

修订后的《专利法》规定，对食品、药品只授予工艺专利，不授予产品专利。

这意味着印度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上的宽松使得本国企业能够获得大量仿制药生产许可，从而为印度仿制药提供了快速扩张的空间。

即便在2009年之后新的专利法生效，但是按照规定，经美国FDA批准上市的药品，在印度上市时无需再做临床实验。

只要印度制药厂能做出和在美国上市的药品同样的产品，经印度药物管理局测试认定两种产品成分一致后，药品就能在印度合法上市。

研发上的实力和政策上的宽松使印度药厂的仿制速度很快，一种新仿制药在美国上市9个月后，印度的同类仿制药就可以生产并进入印度市场。

仿制药和原研药的博弈

原研药顾名思义，就是品牌药，是指世界上第一个研制出某一药物的公司品牌。

原研药上市前，需要经过严格的动物实验、人体临床一、二、三期实验，然后经四期临床放大实验证明疗效准确、安全可靠后才能向市场推广。

而仿制药起源于美国，1984年美国约有150种常用药专利到期（一般为20年），大药商认为无利可图，不愿意继续开发，为此美国出台了The Waxman-Hatch法案，规定新厂家只需向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证明自己的产品与原药品生物活性相当即可仿制。

仿制药概念由此出现，然后被更多的国家采用。

简单地说，仿制药就是药品生产厂家在一些大的制药公司产品专利期过去之后，对药品进行的复制和销售。

和原研药相比，仿制药在剂量、安全性、效力、作用、质量以及适应症上完全相同，但均价只有专利药的20%~40%，个别品种甚至相差10倍以上。

比如印度NATCO公司出产的易瑞沙，仿制的就是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的专利产品，成分、剂量和生产工艺都完全相同，但是售价仅为英版的八分之一。

这样价格低廉的“假药”，对于不幸罹患癌症又掏不出大笔金钱看病的人来说，无异于救命稻草。

但是，低廉的仿制药产业确实给欧美大制药厂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以制药巨头辉瑞为例，辉瑞用于降低胆固醇的奇效药物立普妥，2010年的销售额达到107亿美元，2011年9月立普妥的专利权到期。

专利权到期后的头6个月，华生和兰伯西两家制药公司的立普妥仿制药便被许可上市销售。

在仿制药冲击市场的头两个星期，品牌药物立普妥的销售额就被削去了一半。

2010年，IMS医疗信息研究所说，在品牌药物失去专利权之后，其仿制药在6个月之内就会占领品牌药物80%的市场。

2011年，仿制药也占据了所有处方药物销售额的80%。

这样猛烈的市场冲击，也让欧美制药巨头越来越在意印度的仿制药。

比如前文提到的格列卫，就曾经遭到过原研药厂家瑞士诺华的起诉。

不过在2013年4月1日，印度最高法院驳回了瑞士制药巨头诺华公司对改进后的抗癌新药格列卫专利保护的要求，认定印度仿制的特效药可以继续出售。

这场诉讼持续了7年多，是印度在WTO相关知识产权协议过渡期满后遭遇的第一起药品专利诉讼，涉及WTO专利保护条款如何落实等重大事项，也关系着发展中国家能否继续获得价格较低的药物，而印度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为本国仿制药产业提供了保护伞。

这场诉讼也被誉为“人权和知识产权”的博弈。

所以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解决起来并不是电影里呈现的那么简单，仿制药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了生存的希望，但是如果原研药厂的利益遭到过度损害，导致药厂不再积极开发新药，那反过来受害的还是患者。

当然，在面临死亡的人面前，谁又能说得出口：“委屈一点吧，为了保护知识产权？”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这也是这几年大家在做的事：政府把药物放进医保，跟医药公司协商一个价格，同时再打击盗版药，维护医药公司的利益。

希望以后因病致贫的家庭可以越来越少，至少，大家都能吃得起救命的药。

来源：海外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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