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6年8月CM026起，nivo在NSCLC一线单药的结果给了大家一记狂欢中的重击之后，2017年4月脑胶质瘤CM143（nivo）、5月尿路上皮癌Imvigor211（atezo）、7月二线头颈部肿瘤KN040（pembro）、11月三线胃癌Javelin Gastric300（Avalu）、12月二线胃癌KN061（pembro）。

这些失败让大家对于免疫治疗不免有点雾里看花，各瘤种各线数各产品，谁也不知道哪个是下一个炸雷，尽管彼时，免疫治疗无论在科研临床乃至投资已经成为大热。

到了2018年，欧美地区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药物已经开始引领了销量，而国内的免疫治疗已经在大城市大医院完成了扫盲，且国内免疫治疗药物成功上市，然而炸雷依旧不断。包括：2月Javelin Lung200失败显示二线NSCLC也不是各家都能开花（Avalu），4月Arctic在三线NSCLC失败（Durva+Tremeli），5月Imblaze370在三线肠癌。到了下半年失败研究愈发密集，包括10月CM331在二线SCLC失败（nivo），11月CM451在一线SCLC（nivo联合CTLA-4），同期Mystic在一线NSCLC（Durva），12月Eagle二线头颈肿瘤（Durva）及同期Javelin Ovarian100 在一线卵巢癌（Avalu）。

到了这个时期大家变得愈发冷静，开始梳理PD-1和PD-L1机制的差异，同类抗体的差异，类似产品研究设计的差异，统计学的差异，药物联合的差异，人群筛选的差异，肿瘤类别的差异，免疫环境的差异，生物标志物的探索…也在这个时期，医生有了更多的经验，慢慢发掘有效的人群，分享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市场开始扩展，投资开始冷静。

到了本次开篇所讲的KN240的失败，也是时候我们可以开始梳理，成功或许可以复制，大败局更值得反思，尤其在肿瘤产品数据为王的今日。数据本身不仅仅是市场细分的依据，更是临床实践的参考和产品长线布局的基石。药物研发设计的重要性尤涨，对于免疫药物，步步为营层层递进的设计，对未来的市场格局产生了太大的影响，可以说Brand strategy和key massage在设计之初，就开始了蝴蝶效应第一下的翅膀展开。战略的成功，可以避免后期战术的勤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