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1年2月17日，“胸腔医学之父”雷奈克在法国坎佩尔出生，周一刚好是雷奈克医生239岁冥诞。雷奈克六岁那年，母亲不幸因肺结核去世，受此影响，雷奈克踏上了他的学医之路。

雷奈克医生在1816年发明了今天很常见的听诊器，最早他将之称为“探胸器”，在此之前，医生需要将耳朵紧贴在病人的前胸，通过听心脏或肺部发出的声音诊断病情，如果遇到身体肥胖的病人，就比较难准确诊断，把耳朵放在女性胸上往往也会引发尴尬。

1826年，雷奈克在接触了一位肺结核患者的椎骨之后，左手感染皮肤结核。没过多久，他的侄子用他发明的听诊器在他身上诊断出肺结核，雷奈克最终自己也没能斗过夺走其母亲生命的肺结核，这年夏天，雷奈克医生去世，享年45岁，而第一个有效的抗结核药物直到1944年才出现。

这也成为了世界上有记载的首例实验室感染，拉开了200年实验室感染的序幕。

从首例实验室感染出现一直到20世纪初，全球范围内的实验室感染都屈指可数。

20世纪40年代，美国为研究生物武器，大量使用烈性传染病的病原体，进行实验室武器化和现场试验，实验室感染也频频发生。

实验室生物危害包括两类，一是实验室内的病原微生物暴露和人员感染，1930-1999年全球共记录了5346例实验室相关感染事故，造成200人死亡，2004年4月的SARS实验室感染至今仍令国人心有余悸；二是病原微生物泄露到实验室外，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储存的病原微生物一旦泄露到外部环境，很大可能会对公共安全产生严重影响，例如著名的“生物武器切尔诺贝利事故”。

叶卡捷琳堡，旧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是当年苏联重要的生物武器生产基地。1979年3月，因工作人员交接失误，炭疽干燥厂在排风管道没有安装过滤器的情况下运行，含炭疽芽孢的粉尘顺风飘向了街道。几小时后，工作人员关闭了设备，但大祸已然酿成，释放出去的炭疽芽孢已经无法追回，事故最终造成96人感染，66人死亡。事故发生后的13年间，苏联一直将事故归因于被炭疽杆菌污染的肉类，以免暴露其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事实。

1979年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随着越来越多的生物安全事故发生，实验室生物安全逐渐引起了各国的重视。

1826年雷奈克医生的感染标志着生物安全实验室发展进入萌芽期；

1949年，第一份关于实验室感染的调查报告发表，生物安全实验室发展进入形成期，20世纪60年代，美国首先建立了生物安全实验室，实验室分级制度和操作规范相继出台；

目前国际上将感染性微生物按照危害程度由低到高分为1-4级，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水平也由低到高分为一至四级，从事病原微生物操作的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以BSL-4表示，从事动物活体操作的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以ABSL-4表示，也有国家用PC4或P4表示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1984—2004年是生物安全实验室发展的成熟期，发达国家陆续建成了一批生物安全实验室，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建设生物安全实验室，实验室分级制度、实验室操作规范以及实验室设施进一步完善；

2004年，生物安全实验室发展进入繁荣期，2001年炭疽生物攻击、2003年SARS流行以及亚洲发生的3起SARS实验室感染事件使人们意识到生物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全球高等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步伐加速，实验室管理体制及保护措施愈加完善。2002年以前，全球只有10余处BSL-4实验室，但截至2017年，全球已有22个国家的73个机构拥有BSL-4实验室。至于BSL-3实验室，2008年仅美国就已建成1362个BSL-3实验室。

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建设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国家，也是目前拥有四级实验室数量最多的国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积累了丰富的高等级实验室管理经验。

┃国家高度重视，纳入国家战略

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关注生物威胁，2001年炭疽生物攻击事件发生后，对生物安全的关注更是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生物防御被纳入国家安全战略范畴，多项国家层面的生物安全战略连续出台，2004年4月，时任总统布什签署《21世纪生物防御》总统令；2009年12月，奥巴马签署《应对生物威胁的国家战略》；2018年9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目前已形成了系统的生物安全防控战略规划，此外美国还专门组建了众多生物安全战略研究机构。

寄给参议院多数派领袖汤姆•达施勒的信件含有炭疽杆菌粉末，导致两名邮政人员死亡

┃完善法律体系，强化管理机制

最早开展相关研究，标准规范国际领先。1974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发布《基于危害程度的病原微生物分类》，首次将病原微生物分为四级，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为现代实验室生物安全起到了奠基作用；1983年，CDC与NIH推出《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BMBL），是国际公认的实验室生物安全“金标准”。

率先制定相关法规，不断完善法律体系。美国颁布的与生物防御相关的战略与法律法规超过20部，涵盖威胁防范、医药研发等众多领域，这些战略以及法律法规相互衔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规章制度趋于完善，运行管理经验丰富。美国将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纳入到了国家战略规划中，在人员、病原体及研究活动管理等方面建立了完善的规章制度，形成了完备的生物安全实验室监管体系、人员培训体系及应急处理机制。

┃构建网络体系，重视共享协同

为了充分促进协同和资源共享，美国以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为主建立了美国实验室响应网络（LRN）、美国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NBL）、地区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RBL）等实验室网络体系，在实验室隶属不同部门、职能分工明确的前提下建立了高效的协调合作机制。其中LRN的结构为三级，第三级和第二级分别由众多检验实验室组成，负责快速诊断并向上层实验室提交数据，顶层由三个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组成，负责核实和确认重大传染性疾病病原体。 

实验室响应网络LRN

┃关键技术领先，防护设施先进

为支持高等级生物实验室的科学研究，美国投入了大量资金，资金来源除了政府和公共科研学术机构，还包括商业集团和私人基金会。在强大的资金支撑和多年的积累之下，美国在BSL-4实验室相关的关键设备设施与核心技术方面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技术和设备的进步、管理体系的规范及安全培训的加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验室相关事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时至今日依然偶有发生。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记录的实验室获得性感染情况

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起步相对较晚，2004年《国家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规划》发布，明确了10年内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任务，2015年我国建成了第一个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在关键技术与设备、实验室管理运行机制等方面也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无疑仍有相当的差距。

2020年初，新冠病毒来源成谜，实验室动物出售引发关注，生物安全立法提速，这一切都表明，实验室生物安全，终是中国无法逃避的必修课。

百度浏览   来源 : 宋双杰博士 投研双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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