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学术志（ID：xueshuzhi001）综合整理

社科院2018版《反腐倡廉蓝皮书：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8》梳理了近20年来国内媒体公开报道的64起学术不端典型案例。《报告》公开点名的既有普通的高校教师，也有知名院校的系主任、院长、副校长乃至校长。对此，有媒体评论“学术不端已渗透学术界各层级”。

64起案例解锁了学术不端的各种姿势，有七宗“最”既让人触目惊心，又让人哭笑不得。

龚伟是西北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有一天他脑洞大开，换了个“龚建国”的名字并拿着伪造的复旦大学博士毕业证书先后在重庆和成都的两所大学做了博士后，出站后又被四川理工学院聘为教授。

媒体报导，“为了让‘龚建国’安心工作，早出成绩，四川理工学院除了按教授标准发给他工资外，还为其提供了一套180平方米的住房”，并“配套了几十万的科研经费”。此外，“龚建国”还创办并主编一份英文期刊，并体面地开始了自己的教授生活。

熟料半年后，“龚建国教授”与自己带来的助手发生了矛盾，不满待遇问题的助手向学院揭发了“龚建国”文凭造假事宜，学院立即向警方报案。后来，警方以涉嫌伪造、私刻印章对“龚建国”予以刑事拘留。

此事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但是假博士“龚建国”正儿八经地成为两所高校的博士后，并成为当年自贡市引进的6个博士生中唯一拥有双料“博士后”经历的“人才”，享受着四川理工学院的教授待遇，这波操作还真是让人跌碎了眼镜，堪称史上最为黑色幽默的学术不端，只是不知这种学术不端背后究竟尴尬了谁？如果龚教授不与助手发生矛盾，他的造假之路又会走多远？

社科院2018版《反腐倡廉蓝皮书》还点名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6届硕士毕业生张立明的学位论文涉嫌抄袭本校同专业2005届硕士毕业生马达的学位论文一事。

有媒体指出两篇论文的题目、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和正文内容高度相似，甚至一些笔误也完全雷同。其中，两篇论文的英文摘要几乎一字不差，英文关键词则完全相同，仅次序有所不同。

只是匪夷所思的是，两位学位论文的作者就读的是同一专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为同一人。只是不知道这位导师究竟如何在论文的“原创声明”中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或者细思极恐：这位导师压根就没仔细看过学生的毕业论文。

不过后来一想，两篇学位论文雷同且出自同一位导师并没啥问题，这才能证明两位学生确实是一位导师教出来的呀，这种学术不端还真是最乌龙的学术不端。

北京化工大学教授陆骏，利用中国人姓名拼音所对应英文名字的相似性，把三个不同Jun Lu的学术成果、学历、工作经历进行了剪切、粘贴和美颜。这样，集耶鲁大学卢俊的7篇顶级学术期刊论文，多伦多大学Lu Jun的博士学位、美国默克公司Lu Jun的工作经历于一身的豪华学术履历，让陆骏获得了“青年千人计划”的入选资格。

当年陆骏39岁，可谓“羽扇纶巾、雄姿英发”，只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最终被方舟子打假而被解聘。在学术不端的案例中，陆教授的这波操作可谓最具国际范的学术不端了。

不少媒体曾报导“汉芯1号”正式发布时的盛大场面：“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亲自主持，信产部科技司司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科委、教委负责人悉数到场。

在发布会上，由王阳元、邹士昌、许居衍等知名院士和‘863计划’集成电路专项小组负责人严晓浪组成的鉴定专家组作出了一致评定：上海“汉芯1号”及其相关设计和应用开发平台，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中国芯片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只是后来故事发生了反转，这枚让国人骄傲的“中国芯”居然是一个“水货”，事件的始作俑者，曾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微电子学院的院长的陈进买来摩托罗拉芯片，雇人将标志磨去，刻上“汉芯一号”字眼，就成了自主研发的高科技产品，骗过了科技部、中科院的评审专家。

陈进依靠炮制出来的一系列“汉芯”产品获得上亿科研经费和数不数胜的学术头衔，使原本该给国人带来自豪感的“汉芯一号”，变成了一起让人瞠目结舌的重大科研造假事件。这波欺骗国民情感的学术不端也堪称史上最猖狂的学术不端。

青年长江学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前副院长张红31岁就当上了博导，被称为“娃娃博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个年龄的博导更加稀缺。

只可惜《环球法律评论》编辑部于2017年1月6日发布了《本刊声明》，称经举报并核实，署名张红的《19世纪德国人格权理论之辩》一文涉嫌抄袭德国学者Klaus Martin相关著作。至此，“娃娃博导”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社科院2018版《反腐倡廉蓝皮书》评论到“如此出色的青年学者，如果不是极度浮躁，又怎会做出如此不理智的事情，以致自毁前程？”该“娃娃博导”的学术不端也因此可称为最令人扼腕的学术不端。

井冈山大学的钟华、刘涛通过“伪造或篡改数据”、“侵吞他人学术成果”、“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和“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等学术不端行径，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上发表70篇论文，后被该期刊发现，做出撤稿处理。

当然，也有媒体指出，井冈山大学的两位教师并不是最勤奋的，2004年到2009年这五年间，黑龙江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这本期刊上发表了279篇论文，经记者在调查，“论文作者并没有造假，之所以写出那么多论文，是因为团队起早贪黑，培养的晶体多，再加上解析及时，投论文熟能生巧”的结果。（此处请勿误解，笔者并非质疑一位勤奋实验并写作的教授）。

至此，通过造假发表70篇国际期刊的案例可谓最“勤奋”的学术不端。

社科院2018版《反腐倡廉蓝皮书》指出，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在学术履历上做手脚，以提高身价，如果不是很严重，也常常容易被忽略，或者被认为是无关重要的小事……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隐形学术不端。所举案例为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玉良履历造假事件。

杨玉良履历造假究竟为何，《蓝皮书》并未指出，但在知名学术批评网站《新语丝》上，《杨玉良问题专辑》曾引起过长时间的轰动，其中对杨玉良最大的质疑是其获得过德国1988年的Leibniz奖，也即德国的最高科学奖。

相关文章指出，并未见杨本人出示过相关获奖证书，但是一些官方文献如《上海地方志》(杨浦篇，1995)，《上海地方志》(青年篇，2002)，以及专门为介绍复旦大学学术成就而特别编写的《复旦大学教授名录》(1992)都介绍过杨玉良获得“莱布尼茨奖”的消息。只是后来该奖项组委会竟向全球公开了历年获奖的名单，“其中1988年获奖名单中，即使用高倍电子显微镜也找不到杨玉良三个字中的任何一个。”

一些媒体也指出，杨在学术上也有很多贡献，只是伪造获得一个国际大奖的履历并堂而皇之被写进志书的剧情让人不免瞠目结舌，至今我们仍不知这位前校长是否获得过“莱布尼茨奖”，如果真的没有，那可真是最为最高级别的学术不端了。

社科院2018版《反腐倡廉蓝皮书》揭开了学术不端的诸多方面，反思64个典型案例中的七宗“最”，或为有效遏制和治理学术不端，建立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环境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