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存在普遍的心理问题,这一比例是普通人群的6倍。
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工资微薄,过度劳累,压力山大……。
新冠大流行席卷全球,也给学术界带来了新的压力源,实验被迫中断、无法参加国际会议、身体健康受到威胁等,阻碍了学术研究的进度。
有学者表示,如果不做出彻底改变,青年研究人员可能会继续逃离学术界,“我们应创造更友好的工作场所,让他们只专注于科学”。
目前,科学界普遍存在心理健康危机。
学术新人境况尤其让人担忧:工资微薄,过度劳累,压力山大……
但在学术界跌打滚爬多年的“学术老人”,情况也并没有比学术新人好多少。他们面临着资金支持竞争、发表文章,以及在研究领域保持声誉等巨大压力。
科学家一直担心所有这些压力会对心理健康造成影响。如今,一系列研究提供了确凿的数据,结果表明,情况很糟糕。科学界亟需一场蓄势待发的系统性变革,以改善科学家的心理健康状况。
学术圈心理健康普遍堪忧
2015年,Teresa Evans 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健康科学中心工作,她负责指导研究生在生物医学职业上的发展。她了解到很多学生正在心理压力中苦苦挣扎,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因此,Evans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然而,她马上就碰到了相关文献匮乏的问题——关于如何帮助学生的资源很少,她不清楚心理健康问题有多广泛——这迫使她着手调查并量化这个问题。她从26个国家的234个机构收到了2279份回复,其中大部分来自博士生。研究结果于2018年3月发布。它揭示了一个全球性问题:41%的受访者自我报告有中度至重度焦虑,39%有中度至重度抑郁症。这个水平是普通人群的6倍!女性、跨性别群体和性别认知障碍的受访者比男性受访者更有可能在心理健康方面挣扎。跨性别和性别认知障碍的研究生的焦虑和抑郁患病率分别为55%和57%,女性分别为43%和41%,男性分别为34%和35%。但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压力源头在起作用——科学界的性骚扰对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2014 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人类学家Kathryn Clancy记录了田野科学中性骚扰的高发率。2017年,她和同事调查了474名天文学家和行星科学家,发现30%的女性会因为性别而感到不安全(相比之下,男性的这一比例为2%)。2020年,伦敦生物医学研究的主要资助机构Wellcome对来自87个国家、不同性别、职业阶段和学科的4200多名科学家进行了调查,发现43%的调查对象经历过欺凌或骚扰,61% 的人亲眼目睹过性骚扰行为。2021年,Nature 杂志对3200多名在职科学家进行的一项调查中,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在当前工作中观察到同事受到歧视或骚扰。次年,Nature 杂志对3200多名博士生和硕士生进行的另一项调查发现,35%的自认为属于少数种族或族裔群体的科学家表示,他们在学习期间遭受过骚扰或歧视。Wellcome 的一项研究发现,70%的受访者在平均工作日感到压力,34%的受访者曾就心理健康问题寻求专业帮助。除了骚扰之外,许多参与者还指责资助者和机构过于看重研究成果的数量,而不是质量——这使得研究人员的生活与工作严重失衡。新冠大流行席卷全球,给学术界带来了新的压力源。实验被迫中断、无法参加国际会议、身体健康受到威胁等,阻碍了学术研究的进度。2020年,对来自美国9个机构的5247名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研究生的调查发现,38%的人自我报告存在焦虑,35%的人患有抑郁症。这些比例比2019年的调查结果有了大幅提升。患有抑郁症的学生人数翻了一番,焦虑症的患病率上升了50%。“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确实是一场灾难”,领导这项研究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Igor Chirikov 说。Chirikov团队发现,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战通常与经济压力有关,这对早期研究人员来说尤为严重。例如,在美国,生物科学博士生的薪水远不够支付生活成本。博士后的平均年薪为47,500美元——略高于大学毕业生平均年薪的一半。即使科学家获得永久职位,竞争压力同样不可小觑。2020年,总部位于印度孟买的科学传播和技术公司Cactus Communications设计的一项调查,分析了160多个国家/地区的13000名研究人员的意见。研究结果表明,65%的受访者为了维持他们在研究界的影响力,承受着发表论文、获得资助和完成项目的巨大压力。Cactus Communications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Abhishek Goel 表示:“这种反应主要来自头部学术大咖,因为他们需要在公众面前维持自己在学界的学术声誉。”尽管这项研究是在2020年进行的,但其中大部分问题早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存在。例如,一项研究调查了英国、美国、意大利和印度的3000多名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并对200多名科学家进行了深入访谈。结果发现,大流行只是了加剧已经存在的问题。“在我们的采访中,科学家们说,大流行病真的只是一个转折点,”该研究的合著者、美国天主教大学的社会学家 Brandon Vaidyanathan 说。“像倦怠和情绪疲惫这样的事情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只是大流行病让它们暴露无遗。”随着所有这些问题的证据越来越多,科学家们正在寻求解决方案。但究竟需要改变什么还远不清楚。“当我们看到这项研究的结果时,非常沮丧并感到有点愤怒——甚至无助,”Abhishek Goel 说道,“但要想实现改变是十分困难的。”长期以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校内培训和教育办公室主任 Sharon Milgram 一直将心理健康视为成功研究人员技能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20年以来,NIH校内培训和教育办公室开设了一门名为“成为有韧性的科学家”的课程,旨在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帮助其解决问题。但其他人则认为,科学需要更大的系统性变革——比如对滥用职权的行为零容忍。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天文学家 Jennifer Wiseman 在美国科学促进会会议上表示,尽管机构和会议正在加强价值声明、行为准则和执行,但仍然任重而道远。研究人员需要能够提出疑虑,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或偏见。如果不做出彻底改变,年轻的研究人员可能会继续逃离学术界。Brandon Vaidyanathan 表示,如果我们不能留住年轻人才,这是一个可能会影响科学未来的问题。我们应该为后代的科学家创造更友好的工作场所,让他们只专注于科学。
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1708-4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0663-2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42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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