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药物临床试验中，有一类试验被称为“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 (Investigator Initiated Trial,IIT)，和主流由药厂支持，以产品注册上市为目的不同，这类试验往往是由单个或多个研究者发起，试验方案以扩展和优化现有方案的创新型试验为主。
在欧美，这类试验从兴起到壮大经历了被制药企业不断否认的过程，现在已经成为临床试验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在中国，他们也曾被作为“不规范”、“不严谨”的代表，过去的十余年间，广东省人民医院终身主任、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TONG）主席、有肺癌治疗史上代表“中国贡献”之称的吴一龙教授走出了一条另辟蹊径之路。他上学上到大四操心学弟学妹，于是办了本人文杂志叫《中国医学生》。他操心普通老百姓缺乏医学常识，于是办了本杂志叫《家庭医生》。他是中国第一位引进循证肿瘤学的人，同时创办了本杂志叫《循证医学》。1997年，他克服重重困难未雨绸缪地建立起了「肺癌患者生物样本标本库」。2001年，作为「广东肺癌第一刀」的他，却开始带领团队研究靶向治疗，专注精准治疗。2007年，他认为建立一个「中国的肺癌领域临床研究组织」是必须的，CTONG便诞生了。CTONG的建立，起于「玩兴」，怀抱「合作精神」，旨在促进肺癌领域临床研究。
2007年6月，每年一度全球最知名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如期举行。吴一龙教授和三位肺癌专家张力、陆舜、周彩存趁会议间隙围坐在一个小咖啡馆闲聊，感叹国外的研究者组织做得风生水起，临床研究成果一次次在大会上汇报。彼时，中国学者在国际肿瘤学大会寂寂无名，做的研究多是跨国药企在中国的“桥接试验”，吴一龙和几位专家身处这样的盛会不免有“只是听众而没有参与”的复杂情绪。在他们看来，药企发起的大规模临床试验往往有着相似的困境：无论是以上市为目的的新药试验，还是上市后的观察研究，目的性强，标准单一，极少关注实际临床问题。他们亟需一个规范、平等、独立，为了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和患者真正需求的临床研究组织，进行一些譬如脑转移、围手术期治疗等创新研究。在美国， FDA 将临床研究分为新药临床试验(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IND) 和非注册临床试验( Non-IND) 。研究者发起试验（IIT） 也被分为IND-IIT 和 Non-IND-IIT 两类。IND 试验需获得 FDA 许可并经机构审查批准后方可开始 (FDA 监管); Non-IND 试验只需通过机构审查批准，即可在研究所在大学和医院等学术机构监管下开展，并不需要另行通知FDA。但Non-IND试验得到的数据一般情况下不能用于新药申报注册。吴一龙不否定目前公认产生证据最好的方法仍为大规模随机对照研究（RCT），这也是国际所有监管组织采用最多的审评标准。但在临床实践中，特殊病人的用药往往无法满足随机对照研究的控制条件，这给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更大范围来吸收真实世界的证据——作为主流证据的补充。（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rial, RCT，是一种对医疗卫生服务中的某种疗法或药物的效果进行检测的手段，常用于医学，生物学，农学。 随机对照试验的基本方法是，将研究对象随机分组，对不同组实施不同的干预，以对照效果的不同。这种方法可以尽可能抵消已知和未知的混杂因素对各组的影响。）在中国，十几年前，药企发起的临床试验在中国并不多，肿瘤医生对能手术的患者也都不愿意做太多的内科治疗，多是先开刀再讨论下一步方案。吴一龙感兴趣的个体化治疗很难有机会进行更大范围的实践。“我们中国为何不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呢？这既能推进中国肿瘤临床研究进程，又可以增强国内机构间的沟通与交流。”吴的一句倡议，得到了三位专家的一致赞同。发起人之一的陆舜教授把当时的想法称为是“好玩”，“纯属一种玩兴”。何谓“玩兴”？寻常人很难把“玩”跟“临床研究”联结起来，但无论是吴一龙还是陆舜及另外两位大咖，学术研究、临床实践早已融入到他们的生活里，一个“玩”字背后是他们对创新和事业的热爱。2007年，包含12家成员单位的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 (Chinese Thoracic Oncology Group, CTONG)正式成立，吴一龙任主席，副主席为共同发起的张力、周彩存、陆舜教授。
依次为：吴一龙（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理事长）；陆舜（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肿瘤科主任）；张力（中山大学肺癌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彩存，同济大学医学院肿瘤研究所所长；13年过去，创始的12家医院已经变成了37家，均为国内顶级肿瘤医院或综合医院的相关科室，承担中国境内大部分肺癌新药的临床试验，每年接收肺癌新患者30000余例。2008年，大家热情极高，一下子便发起了7个临床试验。“这些都不是药厂支持的试验，也不是以注册上市为目的，而是临床研究者为解决临床最急需问题的试验。”吴一龙说，尽管已是十多年前，但他回忆起这七个肺癌试验，历历在目，一些现在看起来仍“十分有前瞻性和创新思维”。CTONG0801是协作组发起的第一个临床试验，吴一龙和张力是PI（主要研究者）。这是一个看似没有太高难度，参与者众多的临床多中心试验。共计三十多家医院入组，观察非小细胞肺癌骨转移患者诊断及双膦酸盐治疗疗效和安全性的多中心试验。本以为大家满腔热情都会交上好的答卷，吴一龙拿到的却是，层次不齐、质量不一的研究数据，结果“十分难看”。后来，这项研究的数据在世界肺癌大会上发布，引发了大量质疑。“以为大家热情很高就能做好，其实是缺乏很好的质量控制，造成第一个试验就失败了。”吴一龙和协作组专家们反思。吴一龙他们没有放弃，因为对于患者来说，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价值明显，它们往往更贴近临床的患者需求，尤其是少见病、肿瘤患者是非常有益处的。好的研究者发起试验可以为临床决策提供新的证据，评价新的诊疗措施，更可以通过收集数据、寻找规律。但自此之后，协作组开始明白过程中质量控制和全过程管理的重要性——“尽管失败了，但我们从中吸取了教训，并且不断反思”。有了共识和严谨认真的态度还不够，发起临床试验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医院显然收不了也拿不出这些钱来。2012年，得益于广东省的一项“小”改革，CTONG迈了一大步。那一年7月，广东省非政府组织（NGO）改革，规定广东省内成立的一般社会组织，不用找业务主管部门，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CTONG顺利注册为法人机构，在坚守研究者身份的同时，打破了研究者身份带来的桎梏和局限性，自此更多的临床试验和企业合作接踵而至。“这至关重要。”吴一龙说，因为有了法人单位，GTONG有了自己的工作人员，不仅帮助专注于临床试验的研究者修炼出了身外化身，更便于在资金上筹集运作，让研究工作和组织发展各有归口，也能更好保障试验质量和全程管理。2012年起，临床肿瘤学特别是肺癌的诊疗发展十分迅速。一方面，国际上的大型医药企业仍然把中国看作非常重要的基地，将临床试验放到中国来进行，而且临床试验也从过往的Ⅲ期临床开始慢慢往前移；另一方面，中国的创新型医药公司越来越多，提供了非常多的新药，比如免疫治疗和新型的小分子药物，迅速地进入到临床研究之中。“治疗肺癌靠的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团队力量。” 吴一龙和他协作组的成员们一边踊跃地参与这些大范围的注册试验，一边思考自己的创新之路。也就在这时候，CTONG的声音越来越壮大，成果也走向了国际舞台。CTONG协作组的研究成果甚至已经改变了肺癌的临床实践：他们三次在ASCO口头报告；五次在ESMO口头报告；一次WCLC大会报告，两次口头报告……
CTONG0803: ESMO口头发言，文章发表于《Annals of Oncology》
CTONG0804：INFORM研究，ASCO大会口头发言，文章发表于《Lancet Oncology》
CTONG0805:MISSION研究，文章发表于《Lung Cancer》
CTONG0806:WCLC口头发言
CTONG0901:WCLC板报交流
CTONG0902:FASTACT-2研究，ASCO／ESMO大会口头发言，文章发表于《Lancet Oncology》
CTONG1101:WCLC板报交流
CTONG1102:ASCO板报
CTONG1104:ADJUVANT研究 ASCO大会口头发言
CTONG1201:BRAIN研究 WCLC全体大会口头发言
……
2016年，CTONG作为中国唯一的研究组织受邀参加全球知名的INTERGROUP的临床试验。2017年，时值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TONG）成立十周年，记录CTONG十年来临床研究所思所想的纪实文学《踏歌而行》正式出版。“我们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印记。这些印记会沉淀，在历史的长河里，呈现出我们这一代人在科研工作中的喜怒哀乐，我们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所取得的骄傲......让后人跨越时空与我们“交谈”，了解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付出。”吴一龙这样解释著作的来由。2018年，吴一龙和中国药品监管部门的陈晓媛和杨志敏主编，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吴阶平医学基金会组织编写的《真实世界研究指南》出版，许多内容都是这些年临床试验积累的成果。2019年 CTONG与美国顶级肿瘤中心纪念斯隆凯特琳肿瘤中⼼联合举办研讨会，深入地探讨中美药物研发领域的现状和进展，并将开始具体的项⽬合作，2020年，GTONG的成员单位扩大到37个，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共享”、“创新”、“包容”、“实干”是GTONG贯穿至今的理念。吴一龙说，CTONG走到了今天，一直奉行‘只要你有idea，你就可以成为PI’的思想。组织中每个人各有所长，大家会互相帮助，完善项目，团队中每一位成员都能感受到自己的角色很重要，同时也要玩得开心，“最关键在于良好的创作氛围和平等的‘游戏’规则。”周彩存教授也有同感，“CTONG在短短几年当中，专家之间合作很多，很多专家在一起合作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争议，也没有什么矛盾，大家都很开心，谁有什么困难大家也会给予帮助。”吴一龙强调，GTONG是一个研究者发起的组织，团体中各成员都是平等的，能够一起参与CTONG发起的临床试验，在科研成果论文发布上也鼓励共享。“再如我们知识分子的评价系统，所有的评价离不开发论文、数‘一作’的方法，处处体现‘第一名’的重要性。远至科举制度，近则现代各种规模的评价体系都没有告诉我们，其实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甚至是团队中的最后一名都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一项成功的临床试验离不开团队中每一位成员的力量，但是这需要相对应的鼓励制度，吴一龙一直致力于打破这种“不平等”的隔阂。在协作组中，一项试验的科研成果发表往往充分兼顾平等：第一次PI列在第一位，第二第三次再发文章就看谁贡献最大谁写在前面，“这样才能鼓励做实事的人”。很多年轻的临床医生对协作组的机制很感兴趣，但又觉得像吴一龙这样的“大咖”只能仰望。吴一龙笑着回答，“2007年GTONG成立时，我们几个也都不是大咖，对任何一个人都不需要仰视，我们只不过比其他人先走了几步”。他说能不能做临床试验不是看年纪，而是需要团队协作，他们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更专门成立了英才计划鼓励年轻有为的临床医生。也有人挑战这种协作组的模式，向吴一龙尖锐地提问，为什么现在看到国内做的临床试验包括协作组发布出来的仍然是大量模仿和跟随试验？他很坦然，“你们问的问题，我觉得一点都不尖锐，中国本身就一直在模仿、再走向创新，这是我们的路子。只不过我们应该把模仿的时间缩短再缩短。在我们所的试验列表里，确实有一部分是follow（跟随）人家的，但这些绝大部分都是来自药厂想做注册性的临床试验，我们只是参与者。”他解释，过去的许多年里，大型药企最喜欢做的便是“桥接试验”，即国际上做完的试验方案拿到中国再做一遍，数据都不需要再重新处理，他们只是想看看中国的数据。但这几年，这类的“桥接试验”，意义已经不大，发表文章都极为困难。他强调，鼓励协作组成员进行创新型研究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初衷，过往开展的七十多项研究大多也都是研究者主动发起的创新型临床试验，因为“到了今天，我们必须走创新之路”。CTONG的特性决定其不会进行很多注册性临床试验，但CTONG会助力注册性临床试验向前发展。比如说，一些跨国药企已经跟CTONG有了协议，凡是他们全球开展的临床试验，首先会来征求CTONG的意见，聆听他们的思考和建议，最终达到“共赢”。未来CTONG将会在生物标记物引导下的临床试验上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吴一龙提到，CTONG正在进行一项“十分值得期待”的研究TRUMP（CTONG1702），这是一个接近差不多有18个臂的研究，基本上把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全部覆盖了。“我们希望研究完成之后，能够在患者属于任一情况下，都能有非常好的治疗，这便是CTONG的目标。”“当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做大家都感兴趣的事情，同时有效联接资源还能让事情做得更有效率，作为一名对肺癌临床研究充满热情的医生，一定会满怀兴致的参与进来。”吴一龙坚信GTONG的未来会更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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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端端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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