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们对于历史的关注多半在于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了生存空间进行斗争、交往，取得平衡又打破平衡的过程。麦克尼尔认为，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可能更为根本。不可忽视，其中就包括人与病菌的关系。

首先，人类大部分的生命处在一种介于“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之间的危险平衡之中。

微寄生泛指各种侵害人体的致病微生物。

巨寄生是人类能够开展战斗、抢劫和收税等活动的天敌，包括各种大型动物和其他族群或阶级，而主要为其他族群或阶级，比如征服者、统治者等。

自然的变迁和人类活动往往会导致其中的一方过度发展，致使原有的均衡遭受威胁，而一旦这种均衡被打破，人类的生命也就面临着难以延续的危机。

不过，人体的自然免疫力、人类的理性以及自然的有机调节能力又会形成某种合力指向修弥和维持这种均衡。所以，人类的成长，尽管多有波折，但总体上保持着发展之态势。

其次，微寄生与人类宿主之间，主要依靠生物的自然调适能力，双方才长期维持一种内涵上不断变化但却不失均衡的关系。这种自然调适可能是为了避免物种的两败俱伤而形成，因为微寄生如果过分肆虐，则有可能找不到下一个宿主而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从而中断传染链。

所以，传染病在同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接触后，其毒力和致死力会逐渐减弱，以免与人类同归于尽，从而确保在宿主族群中的永续寄生。

而痊愈的宿主一旦增加，即会提高族群的集体免疫力，促使传染病从流行病转变为地方病乃至儿童病，比如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等。

不过，这类疾病的形成，必须以人口聚居规模的扩大为前提。因为，只有在数千人组成的社群中，大伙儿交往频繁得足以让感染不间断地由某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它们才能存在。所以，目前这种幼儿疾病遍布全球的现象，是经过好几千年才形成的。

再次，虽然，人类与微寄生之间总体上总能维持某种均衡，但具体到不同时段和地区，这种均衡实在非常脆弱，人类任何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改变、生产能力的提升和交通的发展等，均有可能导致均衡的破坏。

其中，又以下三种变化影响最大：

1.人类舍鱼猎而就农业生产；

2.人口不断成长与集中，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城居生活方式的出现；

3.交通工具与运输能力的改进，引发洲际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频繁。

这些人类本身的行为，一般都会引起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并最终促使人类与微寄生原有的平衡经受新的考验甚至崩溃。

因此，疾病史研究实在与自然生态史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然生态的改变会打破人类与微寄生原的平衡。

1520年，西班牙人埃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ez）凭借其区区不足600人的兵力就征服了人口数以百万计的阿兹特克帝国（Aztec Empire）。

个中的原因，麦克尼尔认为过去的种种解释都不够合理，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新大陆”居民遭遇了从未接触过，而西班牙人却习以为常的致命杀手——天花。正是传染病这一可怕的“生物武器”，帮助西班牙人消灭了大量印第安人的躯体，还最终摧垮了他们的意志和信念。

欧洲人在征服美洲过程中，传染病在摧垮美洲印第安人的信念和根绝其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要远甚于武力等人为因素。

过去，在人们在论述公元前430—429年雅典和斯巴达的争霸战中雅典的失败时，往往归因于政治体制的不同等方面。然而，麦氏却指出，雅典陆军在这段时间，曾因一场来去无踪的瘟疫折损近四分之一的官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瘟疫改变了地中海后续的政治史。

同样，在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中，瘟疫也至少部分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当时，天花使得二万法军失去了作战能力，而普鲁士军人由于作了预防接种而未受影响。

当然，麦氏全新的观察并不只是为了给某些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插入一些偶然性因素，以增加历史的不确定性。实际上，麦克尼尔采取的是一种真正从整体上审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历史观。

从这一视角出发，作者对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些重要现象做出了合理而意味深长的诠释。

除了作为战争中的有力武器外，传染病在城市化进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疫病的减少深远地改写了1650—1750年间的英国史。

在没有出现“圈地运动”的法国，新的农业方式到 18 世纪尚未开始，农民的身体状况仍然很糟糕。流行病和慢性传染病蹂躏着整个地区，疟疾和结核依然严重，流行性感冒、痢疾、肺炎和所谓“军队汗热症”等其他致命传染病，使相当多的法国农民死于非命。

然而，英国的人口增长在18世纪远远超过法国，而两国的主导产业都是农业，显然英国农村的健康状况也要远远好于法国。

1650年后，英国农村健康状况好转，其中一个主要成果就是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健康的人们工作得更好，也更勤勉。

不言而喻，由于农民不再遭受高发于生长季节的一类使人无力的热病的困扰，农业生产的损失也降低了。从而，较少的农民就可以养活更多的城市人，否则，英国18世纪晚期引人注目的城市化也就不可能出现了。

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恒河流域、黄河流域孕育了各具特色的文明，但不同文明的进程显然不同，在英国率先迈入工业化国家时，在非洲的大草原和美洲的热带雨林里，仍然存在原始的部落。对此，麦克尼尔有自己的解释。

麦克尼尔认为，非洲热带雨林和邻近大草原温暖湿润的气候和丰富食物，十分有利于人类最初成长，但同时也孕育了极其复杂多样的致病微生物。

在这片生态体系最严峻而多样化的地区，“人类为缩短食物链所做的尝试仍未臻成功，依然以不断感染疾患的方式，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能说明，为什么非洲与温带地区（或者美洲的热带地区）相比在文明的发展上仍显落后”。

在另一个微寄生物特别复杂多样的地区——印度，由于大量的微寄生耗去了当地农民相当的能量，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印度的城市及统治者能从他们身上攫取的物质，总显得相对稀少。

正是这种表面富足，实则贫穷的现象，让印度的国家结构总处在一种脆弱而短暂的状态之中，同时，向往来世的人生观的形成与践行，也就势在必然了。

循着以上思路来考量中国历史，相信会引发我们对许多历史现象给予重新思考。

比如，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但现代认为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长江流域却长期处于后进状态，其缘由是否跟南方的疾病梯度较高关系密切？

又如，魏晋时期和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的分裂时期，而这几个时期恰好是中国历史上疫病的高发期，同时也是欧亚大陆传染病模式动荡调整时期，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若有联系，究竟是分裂促发的瘟疫，还是瘟疫阻碍了统一？

再如，清代人口的高速增长，除了现有的众多解释外，是否与十六七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传染病模式日趋稳定有关，或者还有清代医药整体水平提高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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