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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史,同时也是一部疾病抗争史

疾病领域

2021-05-26   来源 : 网络    百度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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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至有,从蛮荒到现代社会,与其说是人类繁衍生息,延绵不断的进化史,不如说,是人类与自然、疾病的斗争史。鼠疫,霍乱,麻风,它们悄无声息的来,掀起一场狂风暴雨,又无声无息的褪去,随之而去的还有无数的生命,与之对应的是,留下的残破的家庭。

近日,新型冠状病毒在人类中不断传播,这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侵扰了大多数的生活,有人在挣扎,有人在恐慌,我们在瘟疫面前是这样渺小……


有人说,瘟疫是自然在报复人类,此种说法固然可作为人类在“天灾”的自我安慰,或者是惊醒后世的明言。不过,在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眼中,瘟疫本就是人类文明的一份子,换句话说,瘟疫,是人类历史中逃不开的宿命。

疾病,特别是其中的传染病,乃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在人类历史上,传染病能够影响到整个人类的迁移、民族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甚至是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兴灭、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文明发达和科技的进步……

这样的描述或多或少,会有吸引眼球之嫌,然而麦克尼尔从疫病史的角度,从史前时代写至上世纪前半叶,详实地探讨了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而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了不同地区文明的特色,如何塑造了历史。

一、疫情会消散,但瘟疫从不灭绝


以往,我们对于历史的关注多半在于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了生存空间进行斗争、交往,取得平衡又打破平衡的过程。麦克尼尔认为,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可能更为根本。不可忽视,其中就包括人与病菌的关系。

首先,人类大部分的生命处在一种介于“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之间的危险平衡之中。


微寄生泛指各种侵害人体的致病微生物。


巨寄生是人类能够开展战斗、抢劫和收税等活动的天敌,包括各种大型动物和其他族群或阶级,而主要为其他族群或阶级,比如征服者、统治者等。


自然的变迁和人类活动往往会导致其中的一方过度发展,致使原有的均衡遭受威胁,而一旦这种均衡被打破,人类的生命也就面临着难以延续的危机。


不过,人体的自然免疫力、人类的理性以及自然的有机调节能力又会形成某种合力指向修弥和维持这种均衡。所以,人类的成长,尽管多有波折,但总体上保持着发展之态势。


其次,微寄生与人类宿主之间,主要依靠生物的自然调适能力,双方才长期维持一种内涵上不断变化但却不失均衡的关系。这种自然调适可能是为了避免物种的两败俱伤而形成,因为微寄生如果过分肆虐,则有可能找不到下一个宿主而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从而中断传染链。

传染病

所以,传染病在同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接触后,其毒力和致死力会逐渐减弱,以免与人类同归于尽,从而确保在宿主族群中的永续寄生


而痊愈的宿主一旦增加,即会提高族群的集体免疫力,促使传染病从流行病转变为地方病乃至儿童病,比如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等。


不过,这类疾病的形成,必须以人口聚居规模的扩大为前提。因为,只有在数千人组成的社群中,大伙儿交往频繁得足以让感染不间断地由某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它们才能存在。所以,目前这种幼儿疾病遍布全球的现象,是经过好几千年才形成的。


再次,
虽然,人类与微寄生之间总体上总能维持某种均衡,但具体到不同时段和地区,这种均衡实在非常脆弱,人类任何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改变、生产能力的提升和交通的发展等,均有可能导致均衡的破坏。

其中,又以下三种变化影响最大:

1.人类舍鱼猎而就农业生产;

2.人口不断成长与集中,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城居生活方式的出现;

3.交通工具与运输能力的改进,引发洲际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频繁。


这些人类本身的行为,一般都会引起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并最终促使人类与微寄生原有的平衡经受新的考验甚至崩溃。


因此,疾病史研究实在与自然生态史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然生态的改变会打破人类与微寄生原的平衡。


二、瘟疫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


1520年,西班牙人埃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ez)凭借其区区不足600人的兵力就征服了人口数以百万计的阿兹特克帝国(Aztec Empire)

个中的原因,麦克尼尔认为过去的种种解释都不够合理,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新大陆”居民遭遇了从未接触过,而西班牙人却习以为常的致命杀手——天花。正是传染病这一可怕的“生物武器”,帮助西班牙人消灭了大量印第安人的躯体,还最终摧垮了他们的意志和信念。

欧洲人在征服美洲过程中,传染病在摧垮美洲印第安人的信念和根绝其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要远甚于武力等人为因素。

过去,在人们在论述公元前430—429年雅典和斯巴达的争霸战中雅典的失败时,往往归因于政治体制的不同等方面。然而,麦氏却指出,雅典陆军在这段时间,曾因一场来去无踪的瘟疫折损近四分之一的官兵,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瘟疫改变了地中海后续的政治史。

同样,在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中,瘟疫也至少部分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当时,天花使得二万法军失去了作战能力,而普鲁士军人由于作了预防接种而未受影响。

当然,麦氏全新的观察并不只是为了给某些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插入一些偶然性因素,以增加历史的不确定性。实际上,麦克尼尔采取的是一种真正从整体上审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历史观。


从这一视角出发,作者对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些重要现象做出了合理而意味深长的诠释。

除了作为战争中的有力武器外,传染病在城市化进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疫病的减少深远地改写了1650—1750年间的英国史。


法国

在没有出现“圈地运动”的法国,新的农业方式到 18 世纪尚未开始,农民的身体状况仍然很糟糕。流行病和慢性传染病蹂躏着整个地区,疟疾和结核依然严重,流行性感冒、痢疾、肺炎和所谓“军队汗热症”等其他致命传染病,使相当多的法国农民死于非命。

然而,英国的人口增长在18世纪远远超过法国,而两国的主导产业都是农业,显然英国农村的健康状况也要远远好于法国。

1650年后,英国农村健康状况好转,其中一个主要成果就是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健康的人们工作得更好,也更勤勉。


不言而喻,由于农民不再遭受高发于生长季节的一类使人无力的热病的困扰,农业生产的损失也降低了。从而,较少的农民就可以养活更多的城市人,否则,英国18世纪晚期引人注目的城市化也就不可能出现了。


三、瘟疫——不同文明的塑造者


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恒河流域、黄河流域孕育了各具特色的文明,但不同文明的进程显然不同,在英国率先迈入工业化国家时,在非洲的大草原和美洲的热带雨林里,仍然存在原始的部落。对此,麦克尼尔有自己的解释。

麦克尼尔认为,非洲热带雨林和邻近大草原温暖湿润的气候和丰富食物,十分有利于人类最初成长,但同时也孕育了极其复杂多样的致病微生物。


在这片生态体系最严峻而多样化的地区,“人类为缩短食物链所做的尝试仍未臻成功,依然以不断感染疾患的方式,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能说明,为什么非洲与温带地区(或者美洲的热带地区)相比在文明的发展上仍显落后”。


印度

在另一个微寄生物特别复杂多样的地区——印度,由于大量的微寄生耗去了当地农民相当的能量,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印度的城市及统治者能从他们身上攫取的物质,总显得相对稀少。


正是这种表面富足,实则贫穷的现象,让印度的国家结构总处在一种脆弱而短暂的状态之中,同时,向往来世的人生观的形成与践行,也就势在必然了。

循着以上思路来考量中国历史,相信会引发我们对许多历史现象给予重新思考。

比如,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但现代认为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长江流域却长期处于后进状态,其缘由是否跟南方的疾病梯度较高关系密切?


又如,魏晋时期和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的分裂时期,而这几个时期恰好是中国历史上疫病的高发期,同时也是欧亚大陆传染病模式动荡调整时期,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若有联系,究竟是分裂促发的瘟疫,还是瘟疫阻碍了统一?


再如,清代人口的高速增长,除了现有的众多解释外,是否与十六七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传染病模式日趋稳定有关,或者还有清代医药整体水平提高的功劳?


从疾病角度,历史会有不同的阐释,可以说,疫病塑造了人类文明。


四、人类历史,是一部与传染病的竞争史


毫无疑问,减少与疾病接触的习俗与人类社会和语言一样古老;而基于其他理由的各种习俗也常有重要流行病学上的积极意义。

基于将土拨鼠视作先祖化身的观念,中国东北地区的牧民对待这种时常携带鼠疫杆菌的动物格外小心,从而减少了与疫鼠接触的机会。

从南印度被带往马来西亚种植园的泰米尔族劳工中,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民间习俗有助于保护他们的健康。这种习俗要求他们只喝当天打进屋的水,而不能隔日储存,这自然使蚊子失去了室内滋生地。结果,那里的华人和原住民马来人,虽然和泰米尔族人工作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却因没有遵循泰米尔族人的习俗,所以感染登革热和疟疾的概率就特别高。


在很多情况下,这类习俗的信念和行为准则,肯定有助于把人类社会隔离于疫病的传染链之外。



随着人类文明和疫病的发展,习俗已不足以保护人类,现代的医疗体制因疫病的袭扰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

15世纪末,意大利医生在城邦政府的框架内,创立出一系列公共卫生措施,旨在对鼠疫实施检疫,以及在鼠疫流行时处理由此带来的大量死亡。

通过16世纪的发展,这些措施更趋完善,也组织得更为有序。预防性检疫越来越有效地切断了鼠疫的传染链,接触传染理论也被提出以证明检疫的合理性。

但是,尽管如此,在18世纪以前,医学对人口的影响还是显得微不足道,因为很少有人付得起昂贵的医疗费用。与指望医生出诊起死回生的病案相伴随的是,即便最专业的治疗也对疾病无能为力,甚至还妨碍患者康复。

直到1850年之后,医学技术与医疗机构才开始对人类存活和人口增长产生大规模的影响。

16和17世纪,世界各地的传染病模式出现了均质化倾向,
即世界各地的致病微生物与人类共生模式更趋稳定,疫病主要以儿童病、地方病的形式出现,流行频度增加,杀伤力减弱。

越来越频繁的疫病流行却对人口的损害越来越小。

这就出现了通向重大“生命革命”之路常见的所有特征:成年人死亡率的降低使更多家庭维持完整,于是在人数上有了更多的新一代,他们在相同条件下又会养育更多的后代,依此类推……

随后,以文明族群的大规模成长,和疫病隔离群落的加速崩解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疾病形式逐渐形成。

疾病与人类相生相长,疾病在进化的同时,人类也的免疫系统也在趋于完善,并且,越来越完善的医疗体系也在保护人类免受侵害。

 因此,虽然随着疫苗的发明推广、近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的出现和发展,通过科学原理在卫生行政上的运用,人类第一次能够彻底打败逾越传统地理疆界的传染病,但疾病与人类的竞争依然存在,直到今天,而且还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

疾病侵袭人类,人类克服疾病(在医疗还算发达的现代社会,仍然有相当多的无药可治的疾病),这个过程将会贯穿于人类的整个历史,我们不可能将疾病永远的隔绝与人类之外。我们能做的是不断完善预防机制,吸取经验教训,在下一次疫情到来之前,不至于输的太过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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