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提交了关于村医能力定级，向村卫生室投放“康复健康小屋”的提案。凌锋认为，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过程中，要防止因病返贫，作为基层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医队伍的稳定，能力的提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新京报记者 李宁远 摄

村医的前身就是几十年前人们常说的“赤脚医生”，最初指“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村医生逐渐成为农村医疗人员的新名字。2004年，《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开始施行，乡村医生需经过相应培训考试和注册后才可进行医疗服务。2011年，村医的职责被明确为向农村居民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一般诊治，将超出诊治能力的患者及时转诊到乡镇卫生院及县级医疗机构，在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乡镇卫生院的指导下，协助开展公共卫生项目。

通过村医分级提高村医积极性

新京报：你在调研和扶贫义诊过程中看到的乡村卫生室和村医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凌锋：2014年以来，我们在参与公益活动的过程中去过一些乡村卫生室。最早的时候，卫生室确实简陋，设备少，近些年，情况好了很多。我们国家在脱贫攻坚中也对村卫生室提出了明确要求，每个村都要设置一个村卫生室和一名村医，村卫生室要配置血压计、听诊器、诊查床、冷藏箱等设备，还对村卫生室的面积提出了要求。

硬件设施有了，但是村医的诊治水平还是被限定在比较低的水平。举个例子，按照村医执业证书的要求，村医是不被允许操作心电图机和超声机的，学会了也不能做，做了就面临非法行医的风险。在中医适宜技术方面，村医可以拔罐，不能扎针灸。我们在志愿医生的活动中培训了超过1万多名村医，培训的都是中医适宜技术，但他们都反映回去之后不能用这些技术。

另外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捐赠的康复设备送下去，当地村医会说我们这里用不了。因为国家卫健委有明文规定，康复只有二级以上的医院才能做，但村卫生室谈不上级别，这是一个很大的限制。

新京报：你在提案中提到的村医分级制度能否解决村医们面临的难题?

凌锋：村医分级制度是希望能给村医更多的提升空间，1级村医就是负责行政村的保健、预防和公共卫生服务这三项基本工作。如果学习了中医适宜技术，可以给病人开方子、拔罐或扎针灸，就是2级村医。如果在此基础上，还能掌握一些基本康复训练方法，使用康复器具，就可以成为3级村医，有晋升空间就可以激励村医主动学习。

另外，我也建议给予不同级别村医的行医许可，这样也可以增加医保报销项目。比如，理疗的费用大概是每次25-27元，如果村医获得许可开展这些项目，村民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医保报销的诊疗项目，他们会更愿意去村卫生室看病，另一方面，村医诊治的病人多了，收入也会增加，同样也能激发村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病人追着医生跑”到“医生围着病人转”

新京报：在媒体报道中经常能看到“村医荒”的话题，通过村医分级制度为村医创造提升空间，增加收入，能把医生留在村子里吗?

凌锋：村医分级可以激励村医去学习，因为学习可以升级，升级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挣更多的钱。如果地方政府也重视，为村医提供更好的激励政策和培训机会，就更好了。现在很多村医都是家族继承的，父辈是村医，年轻人上完学回家继续当村医，很多人不愿意留在村子里也是因为钱少。现在在西北地区的农村，如果年收入能达到3-4万元，就能留住村医了，但是到东南地区，村医收入可能要到7-8万才能留住人。如果能挣钱，能有学习的渠道和晋升空间，又能帮家里干活，年轻人为什么不留在村里?

新京报：村医是否也需要掌握其他更高级的技术?

凌锋：医生是艺不压身的，村医肯定是要学习更多内容，有些疾病他即使不会治，也要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村医不需要像医院里的医生一样会开刀，但至少要会心肺复苏吧，要知道如何包扎固定。这些科普教育也已经都融入到康复健康小屋当中了，村医可以自己学习，我们也会推送各种培训讲座，提供线下培训。前几天还有眼科的专家来找我们商量，想给健康小屋配个眼底照相的设备，村医用这个设备可以排查80%的眼睛疾病。

新京报：所以你是希望帮助村医提高技术水平，让他们在自己能够治疗的范围内提供更多医疗服务，而不只是作为中转站，把病人转去更高级的医院？

凌锋：对。以前我们的病人总是追着医生跑，这不是我们的初衷和追求，现在我们更希望让医生围着病人转。对于简单的治疗、康复和慢病管理这些可以在村卫生室进行的服务，就尽量让病人不出门也能得到很好的治疗。 

村医始终还是在村子里的，要解决的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看村子里日常需要什么，配置适合的就行，不一定非要追求最高配置。就像汽车一样，可以是奔驰，也可以是四个轮子能跑的小车。

当然，如果村医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可以请教在“康复健康小屋”设工作站的志愿医生。    

康复健康小屋：让村医在家门口提供更多医疗服务

新京报：你的另一份提案是关于康复健康小屋的，这也是你正在推动的公益项目，为什么会想到做这样一个项目?

凌锋：我们有非常多需要康复治疗的病人，以脑卒中为例，每年有超过200万病人，其中活下来的，需要后续康复治疗的有150多万，而且康复治疗是长期的，患者每年都在累计。对于村民来说，能进行康复治疗的更少，一个是认识不到康复的重要性，另一个是没有可及性，不能每次都跑去几十公里上百公里外的医院住院。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在村子里设置“康复健康小屋”，特别是在人口超过1000人的大村，在贫困户搬迁安置点的村卫生室。配上基本的康复器械，村医提供康复服务，让村民可以在村里做康复。每个小屋只需要投入5万元。

小屋就像是一个载体，各种资源都汇集在这里，资源包括小屋里的各种器械、远程的培训和会诊资料，也包括在小屋内设立工作站的志愿医生等等。我们希望小屋能够切实地帮助村医提高水平，也能为村民的慢性病防治和康复治疗提供便利。

新京报：康复健康小屋目前落地的情况如何?

凌锋：我们第一批5个“康复健康小屋”已经在江西上饶横峰县完成了。横峰县是革命烈士方志敏的老家，我希望能为革命老区的人做些事情，当地政府也很支持。

我们和当地政府和卫健部门签订了协议，“康复健康小屋”的日常监管和使用由当地政府负责，我们提供设备和技术支持。

在黑龙江、四川、云南、甘肃、陕西、新疆，我们还有近400个小屋正在沟通当中。这个月就有20多个小屋要下到村里。我们也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志愿医生，就近帮助村医。志愿医生就像是村医的主心骨，村医有不会的可以随时找他们帮忙。

新京报：你觉得建设“康复健康小屋”过程中会有哪些关键点或难点?

凌锋：关键还是在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地方政府要承担起激励和管理的责任，这部分内容也体现在“康复健康小屋”的协议中。我们希望能共同做好这个事情，而不只是把设备送过去。

在“康复健康小屋”里，我们会实现录好各种康复训练的指导视频，比如用到某个康复器械，脑出血的病人应该怎么训练，不同关节疼痛的应该各自怎么训练，村医只需扫一下二维码就可以在手机上看视频。后台可以统计每个村医扫了多少次码，看过什么视频，用了哪些设备。这些数据也会被反馈到地方政府，作为激励和监督的依据。

实际操作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确定小屋投放地点的时候，我们会先发一份调研表，了解村医基本信息、执照持有情况、村卫生室建设情况等等，从中选择满足条件的先投放。但筛选过后，还是会遇到年纪比较大的村医没有智能手机，不会扫二维码，有村卫生室没有无线网络，这些问题只能慢慢解决。

新京报：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推进几百个“康复健康小屋”会有困难吗?

凌锋：困难是有的，但“康复健康小屋”是我们的愿景和目标，肯定要努力克服困难。“康复健康小屋”投放的不只是设备和管理模式，后续我们也会通过提供远程会诊资料、技术和管理支持等方式帮助“康复健康小屋”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地方政府和志愿医生的共同参与和支持。

“康复健康小屋”的主要目的是防治因病返贫，筑牢健康网底，这与健康乡村和乡村振兴的目标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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