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8-05
在中国,学历这道门槛,每十年就要抬高一级。
1999年高校扩招前,本科录取率最多不过百分之三十几,考上大学那就是“天之骄子”[1]。
但是到了2009年,中国授予的学士和硕士学位总量就达到了1827万和273万,分别是十年前的3倍多和5倍多[2]。想要成为“人中龙凤”,还是要读到博士。
等到了十年后的2019年,连博士居然都开口招收10万+的人[3]。
读博,真的是后浪们的大势所趋吗?
01
学历通货膨胀,博士越来越多
想要入职高校,读博几乎是唯一的出路。但在八十年代中国刚开始培养博士的时候,一些人本科毕业、年纪轻轻就做了大学老师,完全不足为奇。
比如,戴锦华教授,1959年出生,23岁从北大中文系毕业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33岁被聘为了副教授。
戴锦华教授,如今任教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所。近两年,她的电影研究、性别研究和对流行文化的评论深受读者欢迎
还有诗人海子,1964年出生,15岁时考上了北大法律系,19岁毕业进入中国政法大学的校报编辑部。
如果说“毕业分配”是这些50后、60后前辈们搭上的便车,那等到90年代高校毕业生“自主择业”制度推广开来,后生们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今天的网红老师罗翔,1999年拿了法学学士学位后,就是一路读到了北京大学的刑法学博士,28岁才回到读研时的中国政法大学任教。
跟罗老师一样生于1977年的颜宁,也是在本科毕业后选择了留学美国,用4年时间拿下了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的博士学位,30岁回国受聘于清华大学医学院。
颜宁教授,在科研三大刊CNS(Cell,Nature,Science)上大量发文的结构生物学家,2007年成清华史上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导
就算不当教授、不追求学术理想,对普通的求职者而言,学历贬值也是逃不掉的命运。
数字是不会撒谎的。2000年时,毕业生里有68.7万是本科,4.8万是硕士;但到了2015年,就变成了49.8万硕士和5.4万博士,本科生则达到了358.6万[4]。
而且别忘了,在1989-2009这二十年里,还有接近6万的大陆学生拿到了美国的博士学位[5]。考虑到近些年来的留学热,就业市场上的硕博含量还会更高一些。
这种海外读博的热潮,也带给国内名校的毕业生不小压力。近年来清北复交等名校,只有不到1/3的本科生直接工作[6][7]。
但是,你以为大家继续深造,真是出于对学术的热爱吗?权威期刊Nature询问了来自全球各地的6000多名博士,结果给出肯定答复的,还不到40%[8]。
选择了科研这条路,就是不管春秋冬夏、全年无休
毕竟,无论学历多高,也总有一天要毕业搬砖。“光明的未来”,才是大多数人选择读博的初衷。
于是你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下到“小镇做题家”上到“海淀区学霸”,越来越多的高材生一刻都不怠慢地刷新自己的学历。
清华大学2020年的毕业生中,每十个人就有四个选择了继续深造。甚至在即将毕业的博士里,还有超过400人准备朝着更高的目标进修[6]。
如此一来,读博简直像自己难为自己,然后“一条路走到黑”。
02
今天,你博士退学了吗
没读过博,你对博士的辛酸也一定有所耳闻:
先花一年时间坐在教室里上课(修学分),然后再参加考试、证明自己具备了过硬的基础知识、专业技能、研究能力,再然后才终于“登堂入室”,请导师给你的毕业论文指一条明路[9]。
费时费力,也费头发和脑细胞,关键是,这样“一条龙”地学习下来,能不能毕业还要另说。
依据教育部的统计,2010年起,中国的学术博士延毕率就在60%的水平高居不下。且以管理学和军事学为重灾区,每4个博士中就有3个没能按时毕业[10]。
2017年12月7日,郑州大学新校区,学生们在挑灯夜读
想要获得Ph.D.(Doctor of Philosophy)的头衔,不是通过论文答辩就可以了吗,这很难吗?
在已经成熟的学术领域找创新点,这可不是拍脑门就有的事。何况如今,国内高校为了提升综合排名,都强化了对青年教师、博士和硕士的发文要求。
想要申请博士学位,你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2篇“一作”才行。难怪查询全球最大的文献索引数据库WoS,你会发现最近十几年间,中国大陆在顶级期刊上的发文量呈现出飞跃式的增长。
但无论是中英文,C类以上的科研期刊也就这么多,可是每年校内在读的博士却有将近40万。所以博士论坛里大家哭诉最多的,都是自己呕心沥血却始终没人想要的论文[11]。
除了悲惨的发文压力,各式各样的意外也都有可能让读博变成一场“赌博”。种在实验田的菜被偷了、跑了四十个小时的仪器突然断电了……这样倒霉,连你的导师都不一定能捞你回来。
至于选导师,那就更是一件碰运气的事了。有1/5的博士都在Nature的报告里吐槽自己曾遭遇过学术圈里的骚扰、歧视,其中将近一半的学生把矛头直指自己的“老板(supervisor)”[8]。
而且,别以为学校里就没有996。在大学这个“学术工厂”里,博士就是卑微的厂工,加班给导师跑数据、通宵帮师兄做实验,都是很常见的“福报”了。
至于什么克扣工资、恶意打压、搞小团体的不正风气那就更别提了。难怪调研显示,博士这一群体焦虑或抑郁的概率,可以比普通人高出6倍甚至更多[12]。
而且眼下,还有一个更严峻的问题:象牙塔里辛辛苦苦读了5年多的博士,拿到社会上真的有用吗?
在Nature的报告里,80%的博士生都对前途感到茫然[8]。
03
读到了博士,人生还是一样迷茫
博士毕业当老师,这原本最顺理成章的路,如今也越来越难走了。截至2019年中,全国已有67所高校实行“师资博士后”制度,其中53所为“双一流”高校。
这就等同于直接对博士们喊话:想来我们学校当讲师?先进站做两年博士后吧。剩下的看你出站后的考核结果再说。
说好听的,这叫“青椒生力军”,边搞科研边教学,成为青年教师的后备力量。但实际上,他们连正常教师的编制和待遇都没有,纯粹是个“学术临时工”。
甚至,就连临时工也不是想做就能做的[13]:
这一批青年讲师同时活跃在课堂与科研两端
至少在中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过两篇署名为第一作者的学术论文,这是最低门槛;
博士毕业后的空档期也不得超过三年,这是确保你对学术前沿依然敏感和好奇;
当然,年龄最好也别超过32岁,最多35岁,“因为年轻博士对科研更有拼劲、抱负和追求”……
这样的hard模式下,想要捧学术的铁饭碗无疑就更难了。据统计,2018年5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博士毕业生中,只有一半的人回到了学术界。
所幸,职场的大门还在向博士们敞开。尤其是一些新晋的高科技、互联网企业,更是舍得用高薪聘请高学历人才。
2020年毕业季,一气签下20名以上清华学子的用人单位里,一个本科生都没要而只要硕博的,就有阿里、中信、国家开发银行和微软等等,也包括清华自己[6]。
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部;华为是2019年最受一流大学博士生欢迎的企业(数据来源自2019年论文《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博士毕业生企业就业的去向研究》)
相较于大企业的丰厚工资和福利待遇,高校里成天发论文、评职称和教学评比的压力,真是越来越不香了。
但不太友好的是,博士的市场行情也因学科而异。学好数理化的理工科博士,毕了业自然是走遍天下都不怕;文科博士却只能继承“坐冷板凳”的优良传统,不仅就业机会少,薪资也差了一大截。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人文学科博士的薪水是最低的,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博士薪水都是他们的2倍,物理学博士则是1.6倍,甚至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博士也高他们1.4倍[14]。
寒酸苦读十年书的文史哲博士们,“钱景”可能确实略差一些。怪不得,超过80%的文科博士最终都回流进了学术界。放在工科领域,这个比例也就一半而已[5]。
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Peter Watson),他在《20世纪思想史》就曾感慨:“艺术和人文曾经一直反映着它们栖居的社会,但在过去一百年间,它们的声音已经日渐低沉。”
为了改变这种“圈地自萌”的局面,不少文科生寄希望于学习编程和代码,企图扭转毕业后的不利局势。
但比起拯救未来,更火烧眉毛的还是当下。豆瓣小组“博士互助组----今天你毕业了吗”,至今仍有3万多个“学术小天才”在苦苦挣扎。
比起读博值不值、读什么方向更好,你最应该关心的,还是自己能不能顺利毕业吧。
参考文献:
[1] 刘海峰.(2019).跌宕起伏:中国高校招生考试70年.高等教育研究,40(11):9-22.
[2]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2009).我国历年学位授予情况统计图.
[3] 教育部.(2019).分学科研究生数(总计).
[4] 教育部.(2020).教育统计数据.
[5] Wenqin Shen, Chuanyi Wang & Wei Jin .(2016).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PhD students since the 1990s and its effect on China: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 38:3, 333-353.
[6] 清华大学.(2020).2020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7] 北京大学.(2020).2019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8] Nature.(2019).2019 Nature PhD Students Survey Data.
[9] Huang, F. (2018). Changes and Challenges to Chinese Doctoral Education. In Doctoral Education for the Knowledge Society (pp. 203-222). Springer,Cham.
[10] 教育在线.(2020).2020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
[11] Wenqin, S., Yao, G., Bin, Z., & Jin, J. (2018). Academia or enterprises: gender, research outputs, and employment among PhD graduates in China.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19(2), 285-296.
[12] Evans, T. M., Bira, L., Gastelum, J. B., Weiss, L. T., & Vanderford, N. L. (2018). Evidence for a mental health crisis in graduate education. Nature Biotechnology, 36(3), 282–284.
[13] 李晶 & 李嘉慧.(2019).“双一流”建设下的师资博士后:“青椒生力军”还是“学术临时工”. 教育发展研究(23),42-48.
[14] Shin, J.C., Postiglione, G.A. & Ho, K.C.(2018). Challenges for doctoral education in East Asia: a glob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sia Pacific Educ. Rev. 19, 141–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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