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之初,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
2020年2月,针对李文亮去世,我们提出了“谁优先使用呼吸机”的问题。见:
为此,Mark博士还在2020年2月就陆续给医疗领域的政协委员写信,和她们讨论并恳请其正视及提案这个问题。
2020年3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首席健康官、呼吸科专家Lee Biddison医生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她的意见。见:
本次周报,我们专门请王博士由”Five Days at Memorial(纪念医院的5天)“电视剧开始,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Five Days at Memorial“改编于获得Pulitzer Prize(普利策奖)的2005年NYT Magazine文章,及随后的同名纪实文学。它讲了2005年Katrina飓风前后5天发生在新奥尔良市纪念医院的真实故事。
这部电视剧不是灾难片,而是医学伦理片,它探索了医学伦理学经常讨论的两个问题:
1. 医疗资源有限的时候,谁应该被优先?
2. 应该积极救治临终病人还是应该减少他们的痛苦?
如前,我们
1)先回顾过去1周的新冠领域重要研究;
2)复习目前全球疫情;
3)最后部分,和各位朋友谈一下”医疗资源有限时,谁有“被救治的优先权”?“。
1,美国总统拜登认为,美国新冠大流行已经过去了。对于这种典型的从立场出发的言论,我们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不过美国民众的生活中,也确实无视新冠病毒的存在了。2,大流行已过,意味着放开,也意味着随时可能接触到新冠病毒。所以更需要做好硬扛病毒的准备,最有效的是:健身+降脂强体,疫苗+药物抗毒。在科学的指导下,内外兼修。Science will win(科学必胜)!
最近两周全球单日新增病例较前降低12%,全球平均每天新增44万病例。全球COVID-19病死率较疫情前两年已经大幅降低。(COVID-19新增病例数变化。图源:纽约时报疫情跟踪器)从2022年1月份开始,COVID-19病例病死率(CFR)大幅降低,一直在0.5%以下。目前是0.32%。病死率与我们个人的新冠预后直接相关,提示着一个人感染新冠后死亡的概率。
(COVID-19病例病死率的变化。图源:数据世界)
从新增病例绝对数看,日本单日确诊病例最多,其次是美国、俄罗斯、德国和韩国等。(9月24日,从新增病例绝对数看,日本单日确诊病例最多。图源:数据世界)最近两周美国单日新增病例数降低18%,但每天仍有5.4万人感染;住院人数降低14%;最近2周美国每日COVID-19病死人数较前增高12%,为430人/天。最重要的指标,美国最近两周的检测阳性率也显著降低,仅为12%。(美国新增COVID-19和病死人数均有降低。图源:纽约时报疫情跟踪器)但美国完成新冠疫苗基本接种的比例仍然非常低,只有68%,不仅远低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也低于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所幸的是,美国老年人还比较理智。美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新冠疫苗基本接种率已经超过92%,加强接种比例超过65%。
2005年Katrina飓风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自然灾害,飓风横扫了美国南部Gulf Coast多个城市,而且造成了历史罕见的次生灾害,其中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受灾最为惨重,这是因为风暴造成了该城市最大的防洪堤决堤,进而造成了湖水和海水倒灌,淹没了整个城市。作为美国南方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新奥尔良整个城市瘫痪,在极高温高湿度的天气中断水断电,而作为临时避难所的医院也不能幸免。纪念医院是新奥尔良地区一家大型综合医院,收治了各种危重病患住院;同时,该医院还是该城市的避难所,大量市民涌入该医院以躲避飓风。该医院7层还有一家独立的带有临终关怀性质的老人院。
这家医院在台风中基础设施被严重损毁,在防洪堤决堤之后,储存医院饮用水和食物的楼层被淹没。随着发电机被淹没,医院彻底断电,无法维持医疗器械的基本运转。不幸的是这一切发生于小布什执政期间,他大量削减美国联邦救灾部门FEMA的经费,造成飓风初期,无政府响应,无政府救助。面对濒临死亡的重症患者,以及政府的强制撤离令,在停电停水,缺医少药,缺乏医务人员的情况下,医院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撤离决定:2),再保证相对健康、具有更长生存时间的患者撤离,4)而坚守岗位的耳鼻喉科医生Dr. Pou不得不做出决定,帮助那些临终又无法撤离的病人实施“安乐死”,因为她不想让这些患者在被关闭的医院中痛苦死去。2,这个“被救治的优先权”安排看得令人窒息,但这并不是最令人难过的。
Dr. Pou给临终患者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在飓风过后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弹,Dr. Pou因此受到了州政府的二级谋杀的指控!该案件持续数年,Dr. Pou登上著名的CBS 60 minutes节目为自己的决策辩护。最终州大陪审团(grand jury)决定撤销起诉。其中一点,他们担心如果诉讼医生,那么在今后的灾难中,没有医务人员再愿意坚守岗位尽职尽责;更是因为Pou医生的担当和责任。但这个事件引发的讨论在不断扩散,尤其是:在突发事故中、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的生命权如何被选择。(需要声明,以下仅是观点。抛开了立场,不是基于信仰,也没有科学引文证据)
大一时学《医学伦理学》就讨论过危急情况下患者被救治的优先权,以及患者应该获得何种临终关怀,这两个问题也是医学界两个经久不衰的热议话题,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中。鉴于呼吸机和ECMO数量的紧缺,在疫情初期,给谁这些医疗救治成为了各个国家各个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必须做出的艰难决策。而对于临终患者,是应该不遗余力地救治以满足很多家属的要求,还是让患者以最大程度无痛苦地“完成死亡”这一生命的必经过程,也饱受争议。在完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让几十名终末疾病患者在炎热、断水断电、无食物饮用水的医院里自生自灭,还是让他们无痛苦地离开,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做出明智的选择,而Dr. Pou很勇敢地承担了一切责任。
这个故事是一个特别好的故事,尤其是在人类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对这些伦理问题的讨论和反思是帮助人类建立更文明更有同理心的医疗服务的关键步骤。
4,Biddison医生的回答
在接受NPR的采访中,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首席健康官、呼吸科专家Lee Biddison医生对于“医疗资源有限时,医生如何抉择患者的生命权”的询问时,回答如下:
1)对于给谁用呼吸机的抉择,目前他们秉承的原则是:救治尽可能多的病人。2)但一旦出现关键医疗资源短缺,比如呼吸机,那么救治原则则变成了:尽可能救治更可能存活的病人。- 尽可能救治康复后可能存活时间更长的病人,比如年轻病人;
- 尽可能救治医务人员,因为医务人员康复后还可以救治其他病人。
3)同时,在病情告知和治疗决策告知得过程中,尽可能让大家轮转去做这个心理压力极大的工作,以此缓解每一个医务人员的压力。
是不是与“2005年Katrina飓风事件”中救护的优先权如出一辙?区别只是,在医生充裕的情况下Dr. Biddison建议医生轮着去做“恶人”,而危急情况下Dr. Pou承担了这一切。这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体谅到Dr. Pou当时的心理压力和对其心理上的伤害。而对其最终的撤销起诉也正是彰显了认可其“决定生命权”的权力。
为了避免自己的生命权“被决定”,我们自己能够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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