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巧诈不如拙诚。

2014年1月，一篇题为“Stimulus-triggered fate conversion of somatic cells into pluripotency”的文章在世界生物学界最权威期刊之一的《Nature》发表，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小保方晴子。

因为发现了STAP干细胞，小保方晴子的学术地位和公众关注度瞬间暴涨，要知道，日本对于学术成就有着狂热的追求。

短短一个月内，无数媒体对其争相报道，小保方一夜成名，被称为“日本的国宝”和“日本的居里夫人”。

然而最后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许多实验室称不能重复她的实验，并且在调查中发现了她伪造数据的证据。

《自然》杂志将她的两篇STAP论文撤稿，早稻田大学撤销了她的博士学位，她的博士导师引咎自杀了，她所担任主任的发生和再生科学综合研究中心被严格审查，大量实验室关闭。

小保方事件东窗事发前后的对比令人唏嘘，但这也表明了，一篇突破性的文章，能为一位科学家带来极大的声誉和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学术造假在科学界屡禁不止的原因。

而最近被揭开的学术造假事件，比起小保方晴子更令人吃惊，毕竟这位科学家的成果已经成功“蒙混过关”了十几年，并且被许多其他实验室引用。

图片来源：Retraction Watch

Piero Anversa是美国的心血管专家、干细胞专家，这位教授曾经主持过110项NIH的R01项目。他在2001年提出了一个划破时代的设想，即利用骨髓细胞再生心肌。

众所周知，在心肌梗死发病过程中，因缺氧死亡的心肌细胞不能再生，因此曾有心肌梗死病史的患者心功能都不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心肌细胞再生一直是研究的热门课题。因此，Piero提出的设想自然振奋了许多人，随后他在Nature发表了c-kit阳性细胞能够修复因心肌梗死受到损伤的心肌细胞的论文。

他依靠这个划时代的研究项目在世界顶级刊物上发表的论文高达几十篇，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邀请他去授课、带领研究和开展合作。

但是在随后的十几年中许多研究者按照他的理论和实验方法根本得不到同样的结论。

辛辛那提儿童医院的干细胞研究员Jeffery Molkentin在2014年发文称c-kit细胞对心肌损伤根本没有作用。今年Jeffery Molkentin在Circulation中发文称人体心脏里根本不存在心肌干细胞。

至此，Piero Anversa长达十几年的学术骗局彻底被揭穿。

他曾经工作过的布莱根妇女医院因Piero Anversa的研究涉及医疗研究欺诈而同意赔偿美国联邦政府1000万美元。而Piero本人则从布莱跟妇女医院辞职，并销声匿迹了。

科研界“唯成果论”的思想，丝毫不比其他领域轻。有优秀的论文成果，则意味着可以名利双收。因此，一些科研人员没能守住底线，他们对研究数据和结果进行修改、伪造，最后往往东窗事发、身败名裂。

图片来源：科学网

韩东杓（Dong Pyou Han）是一名旅美韩国科研人员，在美国参与一个艾滋病疫苗研究项目中发现兔子体内产生了艾滋病病毒抗体，而被学术界认为是重大成果。

实际上，他是误把含有抗体的人血与兔子血混合，但是他发现错误后隐瞒不报，而且继续造假。

2009年他所在的团队应聘到艾奥瓦州立大学继续这项研究，并且获得了美国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10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

然而，2013年1月，另外一个实验室发现兔子血清中所含的抗体为人类抗体，因此艾奥瓦州立大学启动调查，确认韩东杓将人体免疫球蛋白G注入兔子血清伪造实验数据。

今年2月，韩东杓因伪造研究数据和提交不实报告以获得政府资助被判处入狱57个月并偿还720万美元研究经费。

波及面最广的是2017年的大范围撤稿事件。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集团发布声明撤销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于2012年至2015年发表的上百篇论文，这些被撤稿论文的作者大部分来自于中国。

这些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同行评议造假。

同行评议是指作者投稿之后，编辑安排相关领域的专家对稿件进行审核，只有专家觉得论文证据充分，逻辑清晰，数据可靠，文章才能够发表。

但是，这些被撤稿的论文都是作者自己冒用其他评审人姓名，提供虚假的电子邮件地址。

编辑将文章发个假的电邮地址后，第三方造假公司伪造假的评审意见，从而帮助文章顺利发表。

杜克大学的波茨·康德曾经是著名的“学术之星”，她在福斯特实验室工作的9年中累计出版了38篇著作，其中不乏刊登在高影响因子刊物上的“权威论著”。

然而，康德女士首先因盗用公款被调查，接着杜克大学发现她的实验数据存在伪造。

据她实验室人员描述，康德几乎在参与的所有实验和项目中篡改数据，甚至有时根本不做实验而直接伪造数据，或者篡改数据以使其具有统计意义。

2015年11月，波茨·康德接到了联邦法院的传票，她因伪造数据或帮助福斯特实验室和其他研究机构骗取联邦政府补贴总计2亿美元，已涉嫌违反《虚假申报法案》。

按照这项法案，杜克大学可能需要赔偿联邦政府40亿人民币的补偿款。

堂·珀德曼斯（Don Poldermans）是荷兰伊拉斯姆斯医学中心的心血管专家，一直从事手术期心脏病预防和治疗，并且发表论文达五百多篇。

2011年版的欧洲“心脏病”指南中就因堂·珀德曼斯的研究结果建议临床大夫在术前使用一种防治心脏病的药物β受体阻滞剂来降低手术中引起心脏病的几率。

但是这一条研究结果后来被人们证实是珀德曼斯的团队通过人为挑选病例而得出的。

如果选用大样本实验，结果却是：给非心脏手术的患者在术前使用β受体阻滞剂可能使手术期死亡率提高27%。

而从2011年指南采用珀德曼斯的研究结果，到2012年该成果被发现造假，欧洲有76万人在进行非心脏手术后死亡。

以增加27%的死亡率推算，有多达16万人都是白白送命。但珀德斯曼仅仅被辞退，并未受到相关起诉。

德国科学家亨德里克·舍恩在1998年加入了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在工作期间他在世界顶尖学术杂志《科学》、《自然》等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被别人称为“爱因斯坦二世”和“物理界的伍兹”。

然而，后来经人举报调查发现舍恩至少有9篇论文存在数据问题，存在16处学术不端行为。

舍恩的造假事件成为了物理学史上最大的丑闻，贝尔实验室解雇了舍恩，德国的康斯坦茨大学也撤销了舍恩的博士学位，从此他的名字从此在学术界销声匿迹。

优秀学术成果得之不易，随之而来的名誉和利益让许多人选择铤而走险。

虽然造假或研究失败与人类的科学探索的进步与创新如影随形，但时间会证明一切。真理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来源：梅斯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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