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前本校学生报纸《斯坦福日报》的报道，以及曾在本校做过15年助理研究员的前员工的推动，斯坦福大学的校长、神经科学家马克·泰西尔·拉维尼陷入了一场名誉风波。

而整场风波的爆料者《斯坦福日报》在创刊初期是斯坦福大学的校刊，1973年，因针对越战的反战报道与校方存在分歧，报纸开始独立运营。

对于这份前学生报纸，一位斯坦福在校生向《知识分子》提到，“发行量还不错，每年的新生入学季，报纸会有很多实用信息，学校很多人都在看”；另一位身在斯坦福学生会的受访者则向《知识分子》强调了《斯坦福日报》的独立性，这是学生自己办的杂志，其记者和编辑有很多是在校本科生，报道不会受到来自学校的压力，力求真相即可。

1994年，年仅35岁的拉维尼领导的实验室确定了第一个神经导向分子。这是神经发育的一个重大突破，他本人也被广泛认为是神经导向工作中做出诺奖级别工作的三位科学家之一。

在科研领导岗位上，拉维尼同样经验丰富，2016年初担任斯坦福大学校长之前，他曾担任过洛克菲洛大学的校长，并曾在生物技术公司Genentech以及Regeneron指导过1000多名科学家。

此次遭到质疑的论文均发表于其就任斯坦福大学校长之前，包括两篇2001年的《科学》论文、一篇2003年的《自然》论文、一篇2008年在《欧洲分子生物学学会杂志》论文以及一篇1999年《细胞》论文。

关于涉事论文中图像问题的讨论，最早7年前在PubPeer上便有出现。PubPeer是一个在线论坛，科学家们经常匿名评论发表的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些帖子指出，记录蛋白质存在的各种western blots在一个以上的图片中重复出现或被修改。

“有的事情就是一个雷摆在那儿，如果不及时解除，迟早要爆的”，前述斯坦福学生告诉《知识分子》，这些讨论早在2015年拉维尼即将被任命为校长的时候，坊间就有讨论。这些质疑可能是无心之失，也可能是主观上的学术不端，发帖者在PubPeer上希望研究者给出原始数据并做出回应。

发帖质疑者中便有伊丽莎白·比克，比克在2016年之前曾在斯坦福大学工作了15年，担任助理教授从事微生物学研究，现在，依靠自己辨识和处理图片异常的天赋能力，她已经辞职专注进行学术打假工作。根据《斯坦福日报》，比克为他们本次的报道提供了不少帮助，也核实了很多信息。

事件曝光后，在接受美国医药媒体STAT采访时，比克表示，尽管不知道拉维尼实验室文化的细节，但实验室一般是高度等级化的，一位与异常图像反复关联的高级人物极有可能创造出一个不健康的工作环境。

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美国范德堡大学神经学家马修·施拉格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有一些文章中似乎的确存在一些合理的担忧，但这是孤立的少数论文，拉维尼有很多非常重要的科学成就，我没有看到他扭曲或是异常的工作模式。施拉格提到，不要过早地认为这是学术不端，在彻底了解之前，不要预先判断谁是应受惩罚的一方，毕竟有很多人参与了这些研究。

没错，是有很多人参与了这些研究，而在本次的指控中，频繁出现的一位学生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Elke Stein。

在被控文章中的三篇——两篇《科学》论文和一篇《细胞》论文中，Stein都是第一作者或最后一作者，而拉维尼则被列为通讯作者或资深作者。自2012年之后，Stein似乎没有发表过任何神经科学论文。而在遭到质疑的《自然》和《欧洲分子生物学学会杂志》论文，拉维尼则是中间作者。

在斯坦福公告中，列举了《欧洲分子生物学学会杂志》论文，并表示：拉维尼被列入第三作者，“完全是为了承认他在为其他作者的研究提供必要试剂方面的贡献”。然而，共同作者的署名通常要求更直接的参与，比如，耶鲁大学的学术指导原则就规定，学术出版物的共同作者应该“直接参与……撰写文章的草稿”，并且必须“在稿件提交发表前进行审查和确认”。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拉维尼想辩称自己并不知情，就要承认自己在并未做出足够贡献的文章中署了名。

旧金山咨询公司Image Data Integrity总裁、《细胞生物学杂志》前总编辑迈克·罗斯纳在接受STAT电邮采访时称，所有论文作者，包括那些没有直接创建图像的作者，都对数据的完整性负责。通讯作者应该与编写数据的作者一起审查合成数据，并将其与源数据进行比较，以确保它们是源数据的准确表示。“未能这样做是否符合学术不端的定义尚存争议，这将由调查委员会决定”， 罗斯纳说。

比克则认为，即使拉维尼没有直接创建这些图像，但这些问题发生在他与多个团队一起参与的论文上，很难仅仅被视为一个不守规矩的研究生的所作所为。

12月2日，鉴于校内舆论的日益发酵，校董事会主席杨致远发表声明，“将任命一个董事会特别委员会来审查指控背后的事实，评估调查结果的重要性，并向全体董事会提出建议......特别委员会将以谨慎的速度开展工作，将聘请外部专家顾问协助事实收集和评估”。

学校的介入之外，上述期刊也很快做出了回应，表示将跟进调查。

《欧洲分子生物学学会杂志》在PubPeer上回帖称，该期刊“正在调查”该篇论文；《科学》和《细胞》则提及拉维尼曾主动提出更正——2015年，《细胞》曾收到来自拉维尼的报告，但该刊编辑当时认为没有必要更正。《科学》主编霍尔登·索普回应称，拉维尼曾于2015年10月提交了对两篇《科学》论文的更正，但“由于编辑部的错误”，《科学》没有将其发布，索普表示向科学共同体道歉，并将“尽快”同步与两篇论文有关的下一步动作。

两家期刊都没有回应七年前的决定具体是出于什么考虑，而就在2022年8月，索普还曾就学术不端在《科学》发表社论，承认科研欺诈仍在困扰学术界，每一个具体案例都涉及到期刊、作者和机构之间来来回回的拉扯，令科研诚信的拥护者（包括勇敢的吹哨人）非常沮丧。“我们不是调查机构”， 索普称。作为顶级期刊主编，他似乎表现得无奈而无力。

一位国际期刊资深编辑告诉《知识分子》，期刊对于撤稿一般是非常谨慎的，除非是有强有力的造假证据或者出现的问题显著影响文章的结论，否则往往以勘误形式去修改而不是撤稿。撤稿对期刊是有负面影响的，比如期刊声誉、引用的损失，还有就是如果期刊编辑决定撤稿，但作者本人反对，那么也必然影响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此前某些文章中出现了“图片误用”，但最终依然没有被撤稿的原因所在。

“我个人的经验，很少会将论文的撤稿问题反应到校董会这个级别。国内大学一般都有学风或学术道德委员会，但这也是在作者实在不配合的情况下，没办法才去联系，毕竟会耗费很多精力。当然，如果有明显错误的文章，一直没有撤稿，期刊声誉也会受影响，所以遇到有造假怀疑的论文，期刊编辑一般会综合质疑者和作者两方的意见，首先在内部进行讨论，必要时我们会请编委会的专家去评判。在国内极少听到因为论文撤稿而影响通讯作者本人职务的例子。上次图片误用的问题，虽然处理结果有非议，但已经是少有的公开处理了。”这位资深编辑表示。

对于目前启动的调查，前述斯坦福学生认为，现在的委员会成员和校长存在利益冲突，很难做到完全独立。“这种调查，最严重的结果当然是存在造假且校长对造假知情，而最好的结论就是排版失误。调查往往很难，尤其涉及到十年、二十年前的实验原始数据，作者可能不会保存那么久，我们希望看到校长确实是清白的，但担心在调查过程中委员会顾及学校声誉，故意摘清不当行为和学校、和校长的关系。清者自清，第三方独立调查并证明校长没有问题才是对学校及校长本人最好的结果”。

“假如我被任命去调查自己的校长，我绝对不可能袒护，就从利益冲突来讲，袒护校长对我也没什么好处”，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夏志宏说，独立性是根本的，影响到每一个教授、每一个院系、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共同体对每一件事情的处理。我还是倾向于相信这个系统，如果调查处理不够公正，对学校的长期损害会很大，成本会很高，学术界相对还是比较干净的地方。本质上，学术不端影响学校声誉，对学术不端的严格调查不仅不会影响学校声誉，反而可以为学校正名。如果反过来想，显然是本末倒置。

一位曾在国外拿到终身教职的资深研究者也持相似观点，他告诉《知识分子》，学术不端原则上如果没有人指控，就不会有人去调查，但如果有人指控，学术单位不能假装不知道，或掩盖。斯坦福大学是一个私营机构，校董会和捐款人会很关心是否会因处置不当影响到学校的声誉，从而导致更长远的损失，这种压力会促使校方认真调查。“对美国大学而言，校长只是学校的一个非永久性雇员，校方原则上不会一味掩盖校长的问题而无视处理不当对学校声誉和捐款等方面对学校的影响”，那位研究者说。

夏志宏进一步解释，校董会的思路是看谁可以最有效率地履行校长职务。如果被其他事情干扰，哪怕没有大错，或者说，即使不是本质性的错误，仅仅是因为自己没有足够谨慎，在实验室管理、文章管理、数据审核方面没有足够严格，都可能被认为继续担任校长是不合适的。

夏志宏亦提到，对于学术界的大佬，他隶属的很多不同的学术共同体会倾向于对他给予更多尊重，大佬的学术成就会赢得小同行的尊重，也同时为自己赢得了一些空间，但是，这个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假如有明显的问题的话，美国学术界很少有人会违反原则。

反观中国，就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学术江湖了。

一位资深国内期刊编辑给《知识分子》举了一个例子，就很像象棋里的兵卒，原来没过河的时候还是小卒子，出什么问题就给你处理了；他过了河以后，能量大了、职务高了，就很难处理了。这些获得一定名声、地位的研究者与很多人是绑在一块儿的，就不是“一个”人了。处理起来大家就会斟酌，事实上有一个趋向，就是把这个事情压下来。不是说学术圈没有内部监督的机制，而是利益非常纠缠，以至于没有办法做出合理的监督。

这位期刊编辑说，我们国家学术造假的处理力度或者说研究人员的违规成本其实不高。事情出来之后，受影响方很多——期刊首当其冲，当事人在所在单位往往已经是学术带头人了，学校还指望着他拿基金呢，出问题就撤掉，对学校损失很大。所以就是捂盖子，实在捂不住才爆出来，爆出来以后原来的工作也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最后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对于这场指控和这位校长，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相关的节目中评价道：因多年前与人合著的科研论文，这位斯坦福大学校长的名誉被放到了显微镜下。而根据《斯坦福日报》的报道，《细胞》杂志宣布重启调查之前，拉维尼刚刚向斯坦福的教职员工群发了邮件，并表示对于“这些事件对大学产生的影响”，他深感遗憾。

对于涉及大人物学术不端的指控，常被提及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巴尔的摩。上世纪90年代，因为与合作者发表在《细胞》上的一篇文章遭到数据造假的指控，尽管最终证实巴尔的摩对合作实验室的数据造假并不知情，但他还是撤回了这篇论文，公开向揭发者道歉，并辞去了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职务。

拉维尼会不会因为这场风波而被解职？

前述斯坦福学生告诉《知识分子》：虽说“瑕不掩瑜”，但因为大人物们需要依靠自己的学术声誉才能很好地管理大学，所以，学术界尤其知名学府从来都是以最高标准要求科学家，尤其知名的科学家，这意味着一般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直接或间接失误也会被放在显微镜下严肃对待。现在结论还没有完全下来，但是指向性很强，一般情况下即使被证明没有什么责任，学校为了自己的声誉，也可能辞退或者要求辞职，“不过，因为事发突然，估计即便校长辞职或是辞退，也至少是新生入学的下学期了，需要一个新面孔给新生做演讲。”

根据《斯坦福日报》的报道，在只有拥有有效 stanford.edu 电子邮件帐户的人才能访问的匿名社交网络Fizz上，有人曾发起了一个调查，询问学生是否希望这位校长辞职。仅在事发后的下半周之内，就收到了858 份同意、836 份反对和 1077 份弃权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