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录贵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淋巴肿瘤中心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天津市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主任
国际骨髓瘤工作组专家委员会成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淋巴瘤研究联盟副主席
整合医师协会血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血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天津市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精准医疗分会常委
《Blood Advances》及《中华血液学杂志》等6种核心期刊编委/常务编委

邱录贵教授：中国多发性骨髓瘤研究联盟于去年9月份成立，是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医院的血液病专科联盟基础上成立的亚专科联盟。建立该联盟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多中心合作，推动我国多发性骨髓瘤临床和实验室转化研究的发展。按照计划，今年研究联盟会组织两场会议：第一场就是于4月13日进行的临床研究研讨会；第二场将于11月份进行，主要针对多发性骨髓瘤转化医学研究进展。

本次多发性骨髓瘤临床研究研讨会是基于我国的现实背景。目前我国整个血液系统疾病以及其他疾病的临床研究仍然比较落后，尤其是多发性骨髓瘤，2000年后才真正引起血液学医生的关注，并且随着新药的应用，其疗效有所提高。另外，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主要发生于老年人的血液肿瘤，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快速进入老龄化使其发病率逐渐增加，患者人数显著增多，血液科医生对这类疾病的关注度也日渐提高。近年来，不管是临床还是实验室，多发性骨髓瘤均获得很大进展，但与国外仍存较大差距。在临床方面，我国多发性骨髓瘤的研究和日常工作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规范性不够；二是国内指南基本上是参照国外指南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缺少自己的循证医学证据来修改指南，几乎完全依赖于国外的多中心3期临床研究。

我国临床研究相对落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缺少政府支持，应确保政府对研究组织基金的长期支持。其次，缺少大型制药公司支持研究者发起的多中心临床研究，这种临床研究往往是根据临床提出的问题进行设计并作出回答，进而改变指南。中国医生现在参加的往往是国际的新药3期临床研究或国内刚出现的新药的临床研究，缺乏自己开展这种临床研究的资源、经验和条件。目前从国家层面而言，中国的临床研究需要加强。另外，我国新药的发展非常快，特别是在多发性骨髓瘤领域，因此在国内制药公司的支持下，可以开展一些新药的2期、3期临床研究，甚至有可能改变指南。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组织了多发性骨髓瘤临床研究研讨会，通过借鉴和学习外国已有的成功经验，推动我国在多发性骨髓瘤领域临床研究的开展。中国多发性骨髓瘤研究联盟目前已经初步获得了一些资源，接下来会组织全国随机性的头对头对照3期临床研究。总之，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是通过借鉴国外经验认识到临床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学习如何开展临床研究，推动我国多发性骨髓瘤领域临床研究的进展，获得我们自己的循证医学依据，进而改写我们自己的诊疗指南。

邱录贵教授：本次研讨会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上午场的“改变多发性骨髓瘤治疗指南的临床试验设计及解读”，邀请到法国骨髓瘤协作组（IFM）前任主席Thierry Facon教授、国内多发性骨髓瘤领域专家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蔡真教授、北京朝阳医院的陈文明教授、上海长征医院的傅卫军教授重点解读已有的临床试验。

法国骨髓瘤协作组（IFM）开展的包括适合移植的患者和不适合移植的患者的一系列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都改变了多发性骨髓瘤治疗指南。Facon教授介绍了法国骨髓瘤协作组的成立、组织开展的临床试验及获得的成果，以及相关工作经验。

我主要针对“改变MM指南的经典临床试验-适合移植的年轻患者”进行了解读，从问题的提出、方案设计、研究结果、研究结论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对年轻适合移植的患者，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仍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蔡真教授主要针对老年、体能状态差、不适合移植的患者，从MP方案、MPT方案、VMP方案、RD方案到现在的三药联合如VRD方案和四药联合如DVMP方案，解读了改写老年患者一线治疗的关键性临床试验。

陈文明教授主要是围绕适合或不适合移植的患者解读了诱导、巩固治疗后的维持治疗的关键性临床试验。傅卫军教授解读了新药在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的研究，介绍了沙利度胺、来那度胺、硼替佐米以及现在的单克隆抗体如CD38单抗如何从二线过渡到一线治疗。

总之，上午场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对关键性研究的解读，学习如何设计有效、能够获得阳性结果、可以改变治疗指南的临床研究。

下午场的内容主要围绕临床科研的组织实施。北京大学医学部的詹思延教授和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的李昱熙教授，从临床试验的组织、大数据时代如何分析临床试验结果以及如何通过大数据更好地指导临床试验的设计进行了介绍。另外，中国多发性骨髓瘤研究联盟与相关企业合作准备启动一项多中心、前瞻性的“真实世界研究”，探讨硼替佐米和来那度胺仿制药联合方案（被称为“平安方案”）能否达到原研药联合方案的疗效。

除此之外，我们会先在小范围内启动一项硼替佐米、来那度胺和地塞米松（BLD方案）对比硼替佐米、沙利度胺和地塞米松（BTD方案）在适合移植和不适合移植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诱导巩固治疗以及来那度胺或沙利度胺进行维持治疗的前瞻性、多中心、头对头的3期临床研究。总之，通过利用这样的平台，开展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推动和促进我国多发性骨髓瘤整个诊治水平的发展。

另外，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的安刚教授和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夏忠军教授也分别针对最佳持续治疗和老年初治MM的治疗分享了经验和体会。

邱录贵教授：实际上，我们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淋巴瘤中心）是2000年成立的一个科室。作为一家血液病专科医院，2000年以前我院有贫血、白血病、造血干细胞移植等传统科室；随后，我从美国回来后建立了血液肿瘤科，从接诊各种血液肿瘤逐渐转移到专做淋巴系统肿瘤、多发性骨髓瘤、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以及部分的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通过近20年的努力，我们中心无论在临床还是实验室研究均取得了一些成果，尤其是在多发性骨髓瘤领域，对患者进行精确诊断、预后分层、规范化治疗，围绕临床又开展了一系列科研工作，包括多发性骨髓瘤细胞遗传学克隆演变、多发性骨髓瘤微环境、多发性骨髓瘤相关骨病以及表观遗传学在多发性骨髓瘤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等内容。另外，在淋巴瘤方面，也包括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慢性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我们中心也具有很大优势，大致上也形成了这样的研究体系。

通过这些年的经验，我认为要做好一个学科，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很重要：

第一，要制定临床规范化诊疗方案。虽然目前还没有太多的资源和条件开展能够改变指南的3期多中心临床研究，但至少可以根据现有指南结合具体工作来制定自己的诊疗规范。通过规范化诊疗，积累更多的临床资料，为开展临床研究奠定基础。经过这些年，我们中心积累了超过两千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临床数据，大部分还有生物样本的资料，同时也积累了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惰性B细胞淋巴瘤以及T细胞疾病等两千多例患者资料，这为围绕临床进行科研打下了基础。

第二，注重人才培养。人才培养对学科队伍建设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重视年轻骨干的培养。我们科室副高以上的医生都有一个特定疾病的研究方向，比如我们科室的安刚副主任负责骨髓瘤小组，邹德慧主任负责移植和侵袭性淋巴瘤，还有李增军主任负责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惰性淋巴瘤。从研究的角度，我个人认为医生的培养应该是“金字塔型”。研究生或内科医生需要接受内科的规范化培训，打下良好的内科学基础；主治医生需要做好血液专科培训，成为一个合格的血液科医生；副高以上的医生能够集中精力去思考某一领域的问题，从阅读文献、整理病例、发表文章、申请基金等方面，形成明确的长期研究方向，成为专家。我们中心目前有8位副高、正高医生，大多数年龄为三四十岁，并且已经成为了业务骨干，拥有了自己明确的研究方向。

第三，作为一家教学医院或研究机构，应该围绕临床开展一些实验室研究，如微小残留病监测、遗传学检测等，从而支持临床学科的发展。另外，通过实验研究，加深对疾病的认识和理解。

第四，需要加强学术交流。国外与国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对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非常重要。近年来，尤其在多发性骨髓瘤领域，我们中心与多个国外中心进行了非常好的合作，共同发表文章，共同组织国际高峰论坛。另外，利用各种学术平台，可以分享学术平台所带来的机遇和获得的利益，促进与国内同道的交流与合作，最终促进整个学术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