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做两个视角的总结。

站在2021的末端回看，这是互联网医疗经过淬炼的一年： 

这一年——高光环绕，一串串数字见证着行业规模的爆发；

这一年——资本热潮，一批批上市企业陆续发起上市；

这一年——迈向规范，一条条政策颁布为行业划出边界；

这一年——回归科技，一张张NMPA三类证推进AI的探索；

这一年——社会价值，一个个民生痛点的解决才是出路；

… …

乐观一点来看，互联网医疗发展前景广阔，资本母体持续输血，政策东风厘定了原本模糊的行业边界。 

严肃一点来看，虽然布局互联网医院的数量增长了很多，但实现良好运营的互联网医院并不多，三年五年的时间对于医疗这个关乎民生大计的行业来说，还是太“嫩”。

那么 2022年，我们到底要关注互联网医疗的什么？今天良医想站在一个普通百姓的视角，讲讲真正的老百姓，对医、对药、对看病的理解。

这7个真相，可能会有纸上谈兵，可能会有过于理想化，可能会有一些残酷，但都是商业阔谈下的现实。 

毕竟互联网医疗没有故事，谈赚钱太早。

医疗资源比我们想的更紧缺

在和疫情共处的这段时间，每个人都目睹了新冠病毒在不断挑战医疗资源的极限。

单从最常见的医护人员的这个分支来看，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新闻：

医护8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16人负责480名患者；

两人一组7小时完成8000份核酸采样；

在方舱，1个医护人员最多要照顾40个病患；

这并非新冠带来的非常态。

从2003年到2018年，中国的医疗投入和建设成果获得了明显的增长，人均卫生费用由509.50元增至4236.98元，翻了近十倍，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拥有量由3.33人增长至6.83人，每千人口拥有的卫生机构床位数由2.45张增长至6.02张。

但医护的分配压力仍然还在极限的数值。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每千人拥有的护士数量是3.48人，最高的挪威有18.12人，英国8.29人，韩国6.97人，而中国仅有2.31人，未达到全球平均线。 

除了绝对值，国际上一般认为护医比达到2.8才能满足患者的护理需要，而中国的护医比只有1.29。

看病难不是花钱多少的问题

老百姓经常抱怨“看病难”，于是有了医保调整、设计保险、开通线上问诊、信息化诊疗…好像把价格降低、流程简化，就能够缓解看病难的问题。

但实际上，看病难并不是单纯因为看病成本太高，花钱太多。 

难的是老百姓花了这么多钱还看不好病；难的是老百姓分辨不出来自己的病严不严重；难的是老百姓的第一直觉都是要去三甲医院找最好的医生；难的是病人还是认为只有面对面的交流才算真实的看病… 

造成这种局面的，一方面源于老百姓的底层心智其实很难改变，另一方面互联网医疗能提供的解决方案暂时还类似简单函数，而实际的困难是个复杂函数，能够引起变化的因素实在太多。

治病没有标准答案

虽然“消灭所有疾病”这个口号听起来很响亮，但却是几乎无法实现的呓语。

医学作为现代学科的一大门类，和其他学科一样，只能描述已知的部分，而更多的仍然属于未知。 

我们能遭遇的有些疾病是天生基因携带的；很多其实是自愈性的，治疗只是缓解痛苦和抚慰心灵的手段；还有一些是因为衰老与长期生活方式积累导致的，就像一辆没有仔细保养开了10w公里的汽车，一旦出了问题，几乎没得换的可能。

所以对于医生往往说的都是：永远去帮助、常常去安慰、有时能治愈。

但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如今的医学已经非常发达了，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只是搭上了科技发展的顺风车，手段更丰富了而已。

医就是医，术就是术。技术是用来辅助医学的，而不是主宰医学，或者说医学不该完全依赖于技术。因为医学面对的是人而不是机器，而人体是最复杂的系统。

生病并不是患者一个人的事

往往医生要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患者，还有他背后的一整个家庭。 

因此人满为患的医院，往往多的不是因为医护人员、患者，而是陪护的家属实在太多了。 

而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疾病都是很急迫的。这直接导致很多医院的急诊其实都被很多非急诊病患占据了，因为往往帮忙挂号的都是家属。

我们都有去医院就诊的经历，让家属揪心的，在医学之内，也在医学之外。

他们一方面要和医生交流，不断要为可能真的听不太懂的手术方案做出抉择；一方面也要筹备治疗费用、考虑报销比例等等。

在医院里忙碌的都是三两成群的家属天没亮就赶来排队挂号、焦虑的穿梭在交费处和诊室之间、蹲在手术室外盯着滚动的屏幕、挤在无法陪护的ICU门前的走廊板凳上过夜…

医患关系=医院X医生X患者X家属，不只是沟通的问题。 

有接近50%的患者都被过度医疗

其实，过度医疗在现实中是非常难以界定的，但也的确是大量存在的现实。

从需求方看，疾病让人害怕、失去判断力，病患主动发出超过实际需求的寻医问药；从供给方看，典型表现则为医生诱导需求。 

趋利性是过度医疗的首要原因，以药养医的体制和公立医院主要靠创收维持运营的现状决定了过度医疗的广泛存在。 

其次是技术至上引发的恶性竞争。比如一台高进进口设备，一些医院为了快速收回成本赚取利润，鼓励医生多给患者开这种费用较贵的新设备检查。而医生会让病患选择，到底是用精准度低的传统设备，还是新来的进口设备，我想绝大多数患者的答案都不言而喻。

基层管理难度其实相当大

医疗行业的特殊，让它无法复制其他行业的模式。它牵扯生命无价这个东西，很难要求关系链上的所有角色保持理性。

之所以要不断地进行医疗改革，是因为我们希望拥有一个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分级诊疗等畅通平衡的医疗体系。 

但目前仍然所有人都无法满意，面临大医院的虹吸效应，基层管理仍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比如：

信任问题：患者第一反应都是直接去大医院，即使再难挂号，大家都希望花钱获得最好的医疗条件。

留存问题：基层医生来源多样，总体水平不高且个人水平参差不齐，相差较大。不仅要有效地组织培训，还要保障待遇。 

对接问题：如何实现与大医院科室的精准对接，通过基层分诊把合适的病交给合适的医疗机构治疗。系统是不是能打通？医生之间是否能共识？患者是否能接受？

风险问题：大型公立医院有成熟的流程处理医疗事故，基层医疗机构如何面对？从水平技术上减少医疗事故是一方面，而如何从制度上让基层医疗的从业者吃上一颗定心丸则是另一层面需要讨论的问题了。

大多数医院存在某些系统性的缺陷 

尽管很多医院都在不断进行着医疗安全教育，但常常是无效的。 

就像近期因疫情引发的孕妇流产、拒诊心梗患者导致死亡等事件，当医院发生了一起医疗事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谁该对此负责？ 

多数情况下，医院是能够找出那个“负责人”并进行追责的。但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追责是不是真的能够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或者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时能够有效提升解决效率？ 

事实上，医疗安全与医院系统中的每个要素，包括各类门、各个环节及全体工作人员都密切相关，不是一个倒霉蛋就能顶替的。

在大量的医疗案件，虽然最终被确定的失职常常只是某个环节存在违法违规或者技术操作问题，但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却是极其复杂的。

而如果这类的医疗事件总在重复发生，那么问题的根源可能根本不在某个个人，更可能是医院的一种系统性缺陷。

比如硬件设施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组织能力建设、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到保障体系建设等各个方面。

而面对这些问题，哪怕只是天天加强医疗安全教育，做到“警钟长鸣”，能够解决的机率也是非常有限的。

“听了很多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之所以会这样，不在于道理有问题，而是因为道理悬在空中，没有落地。

最后再说几句。

我们到底在期待怎样的互联网医疗？

或许它能针对的问题不只是治病；

或许它能重塑的流程不只是简化；

或许它能搭建的平台不只是通道；

或许它能实现的价值不只是数字；

或许它能有更多的感同身受。

百度浏览   来源 : 良医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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