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初，一些美国媒体和政客就恶人先告状，一口咬定疫情是中国实验室泄露造成的。他们拙劣的表演，不仅没有让世界人民相信这个谎言，反而让人们越来越注意到美国德特里克堡的生化实验室，注意到美国是唯一拥有大规模生化战能力的国家。网民出现了一种猜测，会不会高喊着要“中国负责”，向中国索赔的美国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对于网民的猜想，中国政府采取了谨慎克制的态度，表示：“病毒溯源工作原本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不应将其政治化”。出于这一考量，中国邀请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和中国科学家一起对新冠进行溯源。在新闻发布会上，世卫专家组的组长表示：“关于实验室病毒泄露的说法是极为不可能的，未来将不会就此进行研究”，同时“在武汉的疫情最开始不太可能由蝙蝠传给人，可能是由其他动物传播”。

世卫专家组组长，认为“人造说”极不可能

与此同时，中国顶尖的病毒研究专家，差不多都是“自然起源论”的强烈支持者。面对媒体和公众，他们的观点相当一致。一是认为新冠溯源需时极长，高福院士认为“可能需要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而且不一定能找到，武汉病毒所石正丽研究员就称“有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二是对人为制造说不屑一顾，例如石正丽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绝非人为制造”。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也认为“新冠病毒的起源符合自然进化过程”。

既然专家们都这么说了，绝大部分相信“阴谋论”的网民就偃旗息鼓了。直到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后，人们才突然发现过去被批驳的“阴谋论”竟然和现实存在着相当的重叠。

美国从未向世界说明，其在乌克兰存在着多个秘密生化实验室。3月10日，俄罗斯军方公布了美国R-781项目的部分细节，该项目旨在研究通过蝙蝠传播生物战剂，其中包括冠状病毒。相关研究还包括使用鸟类传播病原体，美在乌的实验室遍布在该国鸟类和蝙蝠跨国迁移的路径上……

随着缴获的实验室资料不断汇总和整理，俄罗斯有了更加惊人的发现。俄罗斯航天局局长指出美国的实验室中，正在研究可削弱特定族群（其中包含俄罗斯裔）生殖功能的生物武器。如果属实，这将是世界上已知的第一项基因武器研究。

俄罗斯披露的部分美在乌实验室分布及研究

俄罗斯的爆料，引发了世界各国的“阴谋论”狂潮，各种谣言被疯狂转发，任何一条相关新闻都会被立刻和基因武器联系在一起。

3月22日，科技部网站就《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2年4月21日。征求意见稿中明确：不得向境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

科技部的这一通知，本身只是一项正常的民主立法工作，还是迅速引发了“阴谋论”猜想。有人扼腕叹息，认为只不过是亡羊补牢。还有人认为一定要迅速立法，严格执行。

与民间对基因武器的热议形成对比的是，我国学术界似乎不怎么关注基因武器的问题。从2020年算起，中国核心科技期刊只登载了一篇讨论基因武器的相关论文。给人的感觉是：把基因武器的可能性和危害想得很轻。

事实上，网友对于基因武器的猜想，并非凭空捏造。尽管其中有一些非理性的成分，科学家们却不该一笑了之，而应开展研究，尽可能定量地描述其中的风险和可能性。

基因战争“阴谋论”从何而来？

民间存在对基因战争的猜想，当然不是凭空产生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5年前后，中国产生了一些包括基因战争的著作。

例如空军大校戴旭就在著作中写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在中国内陆几个省搞血样采集，名为科学实验，几十万人参加，我们有关部门还予以大力协助，一人给一包方便面。结果，2003年中国发生了‘非典’，后来赖在果子狸头上。我们不要忘了，日本731部队全部的资料最后都给了美国。现在，基因武器已经问世。这种武器比核武器的威力大得多。有的国家已经研制出来了。这是真正的种族灭绝武器”。

现在关于基因战争的“阴谋论”，其理论框架和现实依据，基本都是当时这些研究的翻版。当时这些研究之所以产生，又离不开特殊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90年代，基因技术突飞猛进，1996年7月克隆羊多莉的诞生，给中国生命科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过去关于生化武器的历史表明，一旦生化技术产品可以大规模生产，往往会用于战争。因此解放军中的专家学者，出于使命感，不可能不对基因武器进行分析研究，而且不可避免地高估了基因武器的可行性。

克隆羊多莉的诞生震撼了世界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多国明确表示已经开展基因武器的前期研究，而且基因武器很难被证实（即使现在也是如此），靶向性强，可能具有很长的潜伏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基因研究方面基础差，以“国际合作”为名导致基因库外流严重。

这些现实决定了，如果当时有成熟的基因武器，中国将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和所有生化武器一样，基因武器将对战争潜力和后勤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力度要大得多。因为主力装备普遍能做到三防，前线官兵也可以穿戴防护设备，但是后方的生产和运输部门乃至普通老百姓很难有条件做到高水平防护。

济南军区联勤部卫生部卫生防疫处的朱彪和黄尉初认为基因武器是“富国的省钱武器、穷国的原子弹”。对战争发起方，基因武器重量轻、威力大，“使得军事后勤保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承受战争的一方，“未来战争主动权的竞争将直接转变为基因武器主动权和军事后勤保障的竞争”。

仅仅是一个新冠，就已经影响了中国上亿人的生活生产，并打击了工业生产能力。可想而知，如果是靶向性的基因武器，并用战争手段投放，产生的影响将会多么巨大。

目前制造针对某国人，或者某个人种的基因武器，尚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体现出一定的靶向性并不难，加上基因武器使用后难寻铁证，就为“阴谋论”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例如自媒体新青年1919指出，上海此轮疫情85%的感染者都在60岁以下，甚至于50岁以下的也达到65%，似乎集中于劳动力群体。至少在中国，新冠绝不是什么老年病，因此中国绝对不能放开防控。

因此，哪怕基因武器还不能针对某个种群，甚至某个国家，但只要基础代谢高的人更易感，都将是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威胁。

学术界为何冷谈？

1996年-至今中国核心科技期刊主题为基因战争的论文发表

2002年广东首先发现了非典疫情，到2003年中期疫情才得以控制。总结盘点感染病例时，人们惊讶地发现亚裔的感染比例和易感性尤其偏高。例如美国的亚裔比例很低，当时更低，但是感染者一半是亚裔，基因武器的“阴谋论”就是在此时走向大众的。

然而非典控制住了，此后很多年也没有出现只有某个人种明显易感的传染病，同时中国的基因科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国际主流的两个观点被中国科学家广泛接受。一是针对某个种族的基因武器研发困难，尤其是现在人口跨洲际交流愈发频繁的情况下。二是基因武器的危害性目前和天然病毒相比没有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很难做到提升传染性的同时提高致命性。

学术界的这些观点，其实是基于两个假设。今天的科学研究，尤其是重大应用研究早已不再是单兵作战，需要科研工作者广泛参与。因此任何一国，均无法仅靠笼络几个骨干科学家就造出武器级的基因武器，尤其是这种武器还有一些关键技术需要解决的情况下。

也正是看到这一点，世界上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在表面上都放弃了基因武器研究，生化武器研究的项目也大为减少。

除了普遍参与，科学界还很相信众多科学家的学术伦理，他们不相信参与这些项目的科学家都会采取合作的态度。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政客的肮脏阴谋即可大白于天下。

因此2021年由湖南三高校学者发表的关于基因武器的研究中，肯定基因武器存在巨大破坏性，“如美国所研制的一种名为“热毒素”的超级基因武器，仅需20 g就可使全球 60 亿人死于非命”。同时对于防范措施，却只是科学家们将守住“伦理底线”、“善恶界限”和维护“价值追求”。

笔者尊重科学家们对科学发展现实的把握，也尊重他们对自身伦理坚守的自信，然而不得不指出，很多时候这样的两个假设未必靠得住。

首先，美国拥有最丰富的生物武器乃至基因武器的研究资料，培养了一大批游离于世界学术发表共同体和学术伦理共同体之外的生化战专家。70年代末，美军就开始研究军用重组DNA技术，为人造病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第二军医大学王德彦的研究，90年代，美军又至少立项了86项进攻性生化武器研究，“包括缺乏疫苗的、不易诊断的生物战剂，毒素生物战剂（用基因工程增毒）、抗菌性生物战剂，增加毒素产量能力等等”。

二战结束后，他们接受了日本人体试验的全部资料，并在南美、非洲甚至欧洲的很多地区继续进行灭绝人性的人体试验。仅被曝光的就有危地马拉的梅毒试验和丹麦的儿童“洗脑”试验。

在危地马拉进行的人体试验

考虑到美军和美军的生物实验室遍布各大洲，其他国家研究基因武器很难进行的人体试验，美国有相关的现实条件。美国搞生化武器，既有核心人才储备，又有他国不能比拟的丰富资料。科学界同一领域内，基础科学先进于应用科学的不等式，对美军不一定成立。

此外，针对科学家重视伦理操守的问题，美国早就有解决办法。

一是裹挟最不发达国家和战乱国家的科学家。在一个正常国家，科学家可以选择不合作也更容易逃脱，而上述国家则不然。俄罗斯发现的事实已经说明，乌克兰不少相关领域的学者已经放弃了灵魂。

二是对研究采用切香肠欺骗战术，把相关研究切为敏感和不敏感的，中等敏感的研究也可伪装成不敏感的，欺骗科学家们为其提供研究。

善良的人，是很难相信某些别有用心的。由于他们不会这么想，往往导致他们把生化武器的技术和伦理阻碍过度地高估了。如果国家公共决策者也这么想，恐怕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科技部“不得向境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且不说只是一个征求意见稿，而且还留有经审批可向境外提供的口子。察其本意，恐怕主要也是针对生物剽窃的。提到生物剽窃，简单地说就是某些国家和公司用别人的基因申请专利，开发商业产品，是发展中国家被隐形掠夺的另一种伤口。

例如，“我国是大豆的原产地，拥有世界上已知野生大豆品种的90%，共超过6000 多种，栽培历史在4000年以上。但是，美国国家大豆基因库已经收集了相当多的大豆遗传资源，其中包括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野生大豆资源，而我国官方记载同意提供的大豆资源仅占一半左右，并且野生大豆并没有被列入对外提供的品种资源目录” 。

在这样挨打后，保护政策依然姗姗来迟，完全落地又不知何年何月的情况，不禁让人联想到新冠大流行的初期。当我们的学者，按照教科书的做派，“发现不明肺炎”、“确定是冠状病毒”、“尚未确定人传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低”，一步步慢慢升级防控措施时，病毒早已传播开来。如果在发现十几例时能想到，会不会已经有几百例潜在感染者，从而采取断然措施，我们初期的防疫将主动地多。

因此，面对基因武器的“阴谋论”，学术界不该如此冷淡。当阴谋和“阴谋论”存在某种交集时，我们的研究远远不够。从资金来源上说，相关科研现在往往属于自掏腰包，没能从国家层面立项相关的科研计划和经费，大部分研究的经费不超过万元，限制了水平的提高。

正是因为没有对立的研究，几乎所有的中国学者才会都相信新冠“自然起源说”。对于任何重大公共政策而言，没有对立的研究，约等于没有对立的声音，这对做出正确决策是极为不利的。

从内容上来说，现有研究远远不够，对基因武器的作战方式停留在猜想上。相比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我们对美军有多少生化武器实验室，雇佣了多少人，都在研究什么、研究能力和生产能力的量化指标几乎一无所知。

所谓的预防措施多集中在科学家如何预防基因武器的出现，对基因武器出现后如何预防，多是抽象的、原则性的措施。对于如何发现基因武器入侵证据，更是很大的盲点。

中国的科研经费，已经解决了绝对不足的问题。抽出几十万、上百万进行相关研究绝对是值得的。2014年，解放军六部门和北京工业大学研究建立了基因武器威胁及杀伤模型，这是一项成本很低的统计与数学研究。

他们的研究指出：“疾病并非因缺少易感染者而停止传播，相反，是因为缺少传播者才停止传播的，否则将导致所有人得病”。这一结论，可直接用于说明“动态清零”的正确，“躺平防疫”的错误，根本不需要进行昂贵的试错。

同时他们指出：“种群几乎不可能因为某种恶性传染病而绝灭，只要控制得当，基因武器袭击带来的传染病肯定能得到控制，人种也不会灭绝”。这一结论是基于正常传染病的潜伏期，不包括狂犬病等可能潜伏十几年的情况。换句话说防范基因武器的研究，应主要指向发现基因武器，以及预防研判基因武器潜伏期，避免发现时已出现全民感染的后果。

总之，科学家应关注实际需求，“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基因战争的“阴谋论”不是反智的没有讨论价值的言论，哪怕存在一些非理性因素，也是科普的好时机。同时，基因武器又存在相当的现实威胁性，切不可一笑置之。

作者 |余鹏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