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暂缓全民检测计划；

2. 4月1日开始，取消对英美等九个国家的“禁飞令”，同时入境隔离天数缩短，入境者在隔离第6、7天快速测试呈阴性即可离开酒店；

3. 4月19日恢复面授课堂；

4. 4月21日分阶段取消社交距离措施。

“复常”路线图的公布，意味着香港在付出了百万感染数量以及超过8000人的死亡数以后，正式走向了“与病毒共生”的道路，放弃了阻断传播链从而拯救生命的一切努力。

截至4月7日，香港的确诊数字已经超过110万，甚至有专家推算指香港的实际感染数量已经超过400万，也就是已经有一半以上的香港居民感染了新冠病毒。

巨大的感染规模之下，“共生”已成为既成事实；即便是国家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访港之后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前的香港并没有实施“全民检测”的条件，而只能集中力量于“减少感染、减少重症、减少死亡”的“缓疫”策略，等待感染数的下降。

我们要问，为何香港会走到今天的地步？这对今天的中国大陆而言，又有着什么样的参考价值？

回顾香港抗击今年1月开始的第五波疫情时候的表现，便可以轻易发现，香港并没有“动用一切能够动用的资源”去对抗新冠病毒。

相反，在公立医疗体系基本崩溃的情况下，占据大量资源的私立医疗却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不愿意收治新冠病人，而像医学生等闲置的医护人士也没有得到动员。

于是，我们在香港的医疗设施便看到了这样的奇观——大量香港本地医护闲置的同时，收治在方舱医院的老人却得不到基本的照顾，以至到了必须依靠内地支援才能维持亚博方舱基本医疗服务的地步。

这一情况在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鲜见——香港十八万的公务员在这次疫情中也没有被组织动员起来抗疫，大量人员“在家工作”而被闲置下来。

一个关键词贯穿着香港抗疫进程，那就是医疗资本主义。

要理解香港医疗制度的现状，需要先理解香港医疗制度的前世今生。

与很多人印象不一样的是，香港医疗制度的主体并非以私立医疗为主体，而是以公立医疗为主体的。

香港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始于60年代——1964年，香港殖民当局发布白皮书，提出“直接或间接向不能从其他途径获得医疗服务的广大市民提供低廉或免费的医疗及个人健康服务”。

1991年，医管局成立，政府开始对公立医院进行统一管理，所有公立医院由政府给予拨款，并且必须遵行政府的政策。

必须强调一点，香港的公立医疗制度实际上跟英国的NHS制度都很相似，都是以税收为主体的。注意，是公立部分。

根据香港医管局2012年和2013年的统计数字，医院及诊所收费分别只有29.5亿港币和30.3亿港币，占医院总收入的6.25%和7.16%，而政府资助则占医院总收入的90%以上。政府本身才是公立医院最主要的出资人。

而香港当前公立医疗卫生筹资的特性，使之拥有以下的特点：

1、收费低。香港公立医院的收费并不以具体的医疗服务项目和药物为准绳，一般不会收取手术费和药费。

香港医管局前局长胡定旭在2012年接受采访时曾经提到，“不管患的是什么病，怎么治疗，一天 100 港币全包，这 100元就是政府定的”。

因此，对于普通病人，尤其是低收入的病人而言，在香港公立医院治病并不会构成很大的财政负担。

2、财政拨款占比相对高。一般而言，医管局的政府补助约占政府财政收入的10-14%。

根据医管局年报，2020-2021年度，香港医管局接受了754亿元港币的财政补助；而在该年度香港政府的总财政收入为约5,911亿港币。香港公立医疗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为约12.8%。

可以这样说，从表面上看，香港的公立医疗制度其实很接近那种理想中的“免费医疗”制度——无论贫富，都可以享受到廉价的医疗服务。

然而，在今年的第五波新冠疫情下，香港公立医疗的理想被摧残的七零八落。为何一切会变成这样？

香港的医疗体系，是根植于香港的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当中的。所以，要理解香港医疗的困局，就要先理解香港社会的特点：

1、香港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大家都很熟悉；

2、香港是一个“行政吸纳政治”的法团主义社会，政府依靠与自治团体的合作来管理各行业及各社会及行政部门。

资本主义在香港医疗行业的体现，即香港的法律和税收制度对私立医疗的保护。

香港现时有13家私立医院，占香港医院总量的25%左右，而其中十家为根据《税务条例》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

可想而知，这样的机构的主营业务必然是为避税服务，所以我们在这一轮的疫情看到一个奇观——像李首富这样的富商以抗疫的名义“捐赠”钱款予私立医院，但这些医院却会去拒绝收治香港的新冠病人。

与此同时，香港的私立医院却有着畸高的收费，而香港政府对此基本上没有任何限制。就以香港最著名的私立医院养和医院为例，每个普通病房的每日收费是1180-1800港币。

其中，著名的养和医院还提供“私家房”以及“套房”的服务，前者每日收费在4000-7000港币之间，后者的每日收费甚至可以到达10000-25000港币，深切治疗部的收费也达到每日9000-26500元；住院医生巡视以及专科门诊也需要每次1000港币以上的单独收费。

公立医疗和私立医疗之间巨大的收费差之下，病人必然涌入公立医院；而极高收费带来的畸高收入，则反过来导致公立医疗体系医护的流失，形成的格局便是“病人流向公立医疗，医护流向私立医疗”。

于是，公立医院便只能以香港45%的医院医生（约6300人）照顾约90%的香港病人，而55%的私人医生（约7000人）则只用照顾10%的香港病人。

相比之下，根据《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在2020年，我国公立医院卫生技术人员总数是529.2万，而民营医院卫生技术人员总数为148.2万，两者比例接近4:1。

其导致的结果是，哪怕没有奥密克戎新冠疫情，在老龄化的大局下，香港的公立医疗系统实际上已经处于半挤兑的状态——

专科门诊新症往往需要轮候至少数个月甚至一年以上才能获得诊断，而在第五波新冠爆发之前，香港公立医院的病床使用率也经常达到100%以上，不少医院的急诊轮候时间也达到了八小时以上。

在第五波新冠疫情前，急症病人在急症室轮候时间过长而病逝的事情已经时有发生。

香港政府也曾打算去解决公私营医疗失衡的问题。

比如，政府在2019年4月1日开始全面推行“自愿医保计划”，鼓励市民投保购买政府与保险企业合作推出的住院保险产品。

但私立医疗的高收费也就必然带来医保产品的高保费，所以至今为止该计划的参与者依旧不多，也就无力将公立医院的病人分流到私立医院。

很显然，这压根没触碰到关键，而是为了堵着大家不满的嘴巴——

你享受不到医疗服务，只因你没购买昂贵的保险产品，而不是因为香港的医疗事业做得不够好。

法团主义同样也是香港公立医疗人手紧缺以及由此而来的畸高收入的重要推手。

在2017年底，香港的注册医生总数仅仅为14290人，也就是说，每千人当中只有191名医生—

—这一数字仅仅略高于中国内地（1.8），而低于绝大部分欧洲发达国家如德国（4.2）和意大利（4）；与傲居世界前10的人均GDP相比，香港的医生数量无疑是过于寒酸。

香港医生数量紧缺自然是因为香港医疗利益集团的妨碍，而要理解这点，我们需要理解香港政府对医疗行业的管理结构——香港医务委员会。

香港医务委员会名义相当于中国内地的“中国医师协会”，但却承担了一系列内地行政部门的职能——它掌控了医生执业资格的“生杀大权”，而且在处理医疗投诉以及引入海外医生等重要问题都有重要的决定权。

比如，2019年医委会便否决了4个放宽海外医生实习安排的议案。

冠冕堂皇的话说了一堆，实际根本原因只有一个，怕外人抢了自己饭碗，拉低了自己的价格。

医委会的32个委员当中有24席是医生，而其中16席都是由倾向医生利益的团体选出，而只有8席来自非医学界的组织。

这样的构成，可想而知他们的利益取向永远是自己人，而非人民。

这种情况下，医委会不仅对引入外地医生极为抗拒，一部分医生更曾经主张削减医科生的学额。严控医生数量，人为造成短缺，价格自然就上去了。

爱看港影港剧的都知道，医生是优秀学生的报考首选。原因无他，利益最大

也是因为如此，每当港府想要进行医委会改革，就会变成一场政治闹剧。

2016年的医委会改革草案就被妖魔化为“赤化”和“引入一带一路医生”，并且引发了香港医科生以及医生团体的抗议。而在新冠疫情下率先反对歧视内地援港医护的，也正是这些医学团体。

回过头来看香港医疗的困局，它实质上是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逐利冲动和行业自治互相促进的结果。

2007/08年度，香港医管局的员工支出仅为245亿港币，而到了2020/21年度，则暴涨到576亿港币，涨幅远超同一时段香港人均GDP的涨幅。

为了捍卫这一巨大的利益，香港的医疗行业便走上了极端保护主义的自利排外之路，而失去了医疗从业当中应有的对人民、对生命的责任心，而香港公立医疗亦因而走向衰退之路。

香港的模式在全球以资本主义为绝对多数的环境下，其实并不特殊，不过是略加极端而已。

事实上，只有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才会拥有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为人民服务的医疗制度。

这也就是为什么，面对新冠的冲击，全球只有中国能够长期维持“动态清零”政策，保护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免于新冠的威胁——

因为只有党领导下的中国公共卫生和医疗系统，才能打破利益集团对公共服务的垄断，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各个充分展露制度缺陷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又如何能不在中国的面前，恼羞成怒呢？

于是有了新冠溯源泼脏水，于是有了特朗普以及各国保守派口中的“中国病毒”，也就有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集体性妒恨。

于是，各国政治能量甚大的医疗利益集团开始了各种舆论攻势。

从20年开始，以纽约时报、彭博新闻等为首，一直在发布各种歪曲、污蔑中国抗疫政策的文章，攻击角度各种各样。

而如今，这些文章的发布的频率也随着传染性增强、致病性下降的奥密克戎变种的出现进入了新的高峰，我们的“动态清零”政策也成为了新的唱衰对象。

事实上，纵使奥密克戎致死致病率下降，可其危险对于从未感染过新冠的中国人来说依旧相当危险。

当前中国依旧有5200万60岁以上的老年人没有完成全程接种，而且第三针接种率也只有不到50%，再加上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感染过新冠病毒，以及紧缺的医疗资源加老龄化状况，当前中国社会在奥密克戎前是非常脆弱的。

况且，一旦中国全面“放开”，十四亿人口加入传播和变异战场，以中国巨大的慢性病和免疫缺陷人群的基数，将会为新冠病毒提供一个绝佳的“养蛊场”，新的变种也就更可能在中国出现。到时候，我们也许又要被扣上“变种制造者”的新帽子。

如今光是封城几座，都给医疗系统带来极大混乱，若是真正开放，考虑到上述情况，后果不堪设想。

毕竟连相对发达的香港，在奥密克戎下的死亡率都已达到了千分之一。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社会是绝不可能承受全面“与病毒共存”所带来的社会代价的。

因此，我们一边要抵御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舆论攻击的同时，一边要吸取香港的前车之鉴，大力警惕资本主义式的逐利集团对人民利益的暗中侵蚀。

前路何方，可能就连最资深的专家也无法预测。但请不要迷惘，维护我们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保护最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利益，就是我们最最清晰的底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