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我收治了一名胃癌患者。
这是一位62岁的老伯,从外科做完开腹探查手术后,转到我手里。开腹探查时医生发现肿瘤已经转移至大网膜和肠壁,已经无法进行根治性切除,无奈与家属沟通后直接关腹,病情平稳后转入我们内科病房。第一次见到这位老伯:清瘦的脊梁,晦暗的皮肤,凹陷的两颊,形容枯槁的面容,配上一双黑而亮的眼睛,显得不那么相称。这位老伯既往脑血管病,遗留右侧肢体活动不灵、言语不利及吞咽困难,既往还合并胃溃疡、胃大部切除、多发脑血管狭窄、颈部动脉狭窄、肺气肿等疾病。加上这次确诊,他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一般来讲,我们治疗肿瘤前都会对患者做一次基础评估,也就是ECOG评分。在这个评分系统里,0-1分的患者才会相对积极的给予全身治疗。而对于已经合并转移的晚期胃癌患者来说,全身治疗将是他们最后能延缓疾病进展、延长生命的希望。然而这位老伯,基础性疾病很多,体力状态也不是很满意,所以在接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有些担忧,老伯能不能承担接下来的治疗,他还有没有治疗机会。
当时科里正好有一个入组临床试验的机会。医学上的临床试验,并不等同于像小白鼠一样被做试验,能够进行临床试验的方案,理论上要不劣于一线治疗方案的效果。而且,入组临床试验后主要药物及检查费用几乎全部无需自己负担。这将为肿瘤患者们节省一大笔开销。
老伯是不能够流利讲话的,平时只能迟缓的讲单个字。所以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说,老伯用点头和摇头的方式回应我。筛选入组期间,我好几次从老伯旁边经过,都能迎上老伯期翼的目光。或许入组,意味着自己更值得被治疗,有更多的希望;亦或者,他想为家庭节省下自己的治疗费用。幸运的是,虽然老伯合并多系统疾病,却刚好符合入组条件。
尽管如此,入组后的治疗,我们还是为老伯捏了一把汗。原因无他,老伯的基础性疾病比较多,自然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虽然过程曲折,老伯都一路坚持了下来。我用了“竟然”两个字,是因为这样的治疗长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期。即使是体力状况很好的患者,入组临床试验治疗也未必能坚持这么久。2月,老伯出现了肠梗阻。肠梗阻的痊愈是要恢复正常的肠道蠕动的,而这种蠕动,是需要人体本身的机械运动来促进的。可是老伯因为脑血管病后遗症的原因,只能小步小步,缓慢的向前走。查房时我总能看到老伯在病房里蹒跚的走步,从左到右,从东到西,从病房的一头走到另外一头。走累了,停下来歇一歇,再继续走。我不知道在我没有看到的时刻,他要走多少个轮回。他要依靠身体的运动让自己的胃肠恢复蠕动,让自己尽快好起来。我知道,他很努力。
这时候原本已经枯槁的身体又脱了一层脂肪。虽然我们竭尽所能积极治疗,但是老伯依然一口口间断呕出咖啡色液体,最多的时候甚至呕出了800ml左右的液体。查房的时候,我安慰老伯还有希望,又意味深长的望了老伯的老伴儿一眼。家属对患者的病情是有知情权的。我们可以不对患者告知真正的病情,但却必须让家属对病情心知肚明,这样当患者病情急转直下的时候家属才不至于措手不及。老伯望了一眼老伴儿,两人相视的一刹那,同时咧嘴哭了起来,因为脑血管病后遗症,老伯表情狰狞,而她的老伴儿眉头紧皱,眼眶湿红,两人面对面掉眼泪,好似两个手足无措的孩子。这眼泪蕴藏着将近40年的相濡以沫,蕴藏着面对疾病的无奈与绝望,蕴藏着对伴侣的不舍:同行40年,终有一人将先行离开,终有一人将孤独的走向生命的尽头。那一刻,我着实觉得生命脆弱而残忍。
肿瘤带给病人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折磨,还有两代甚至三代人的苦难。
肿瘤的治疗费用相对昂贵,并且治疗过程持久,晚期患者的治疗会持续到临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每个肿瘤患者的背后都站着一整个家庭,面对至亲的人、深爱的人,大多数家庭都会抱着希望鼓励患者积极治疗。这也正是我愿意做肿瘤科医生的原因之一:即使许多家庭明知道最后可能要面临人财两空,但绝望处总能看到希望,看到人性的善良,感受到亲人的温暖与家庭的力量。当然,国家也很给力,近些年起,许多昂贵的靶向药降价纳入医保。让更多的肿瘤患者有药可用、有希望可寻,这确实是一项利民生、利百姓的举措。后来老伯的消化道出血已经停止。但我知道故事还没有结束。他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行为,用他的意志一直向我传达这样的讯息——动员身体每一粒细胞、每一寸皮肤、每一个器官去与肿瘤细胞进行抗争。为了求生的欲望,为了挚爱的人,努力再在这个美好的世界多停留一天,再看到新一轮日出,要不遗余力的,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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