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疫情防控政策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病毒变异后的高传播性和低毒性、大疫三年后社会层面普遍的疲惫、焦虑和压抑、防控政策中副作用的累积等等，社会大众对疫情防控的成本、收益认知已经发生了改变。加上个别突发悲剧事件经互联网放大后的心理刺激，带来了认知和立场上的紧张对立。这种对立和紧张的积累是危险的，需要正视和解决。作为政策研究者，尝试对一些关键性的政策问题进行梳理，并试着给出一些建议，期待能够推动一些理性的讨论和社会行动。

任何政策选择都是有代价的，动态清零政策也是如此，但是过去三年来，正是这一策略使中国付出了远小于其他国家的生命健康代价和经济代价，只要比较一下主要国家的人口死亡率、人均预期寿命、经济增长的变化数据就很容易看清楚。只是我们对宏观公共层面收益的感知就像对空气一样习以为常，而对自身日常的不便却印象深刻，这种认知不对称普遍存在。在这场对疫情的战争中，每个国人都多少为之付出了成本，但是成本收益比从全球比较看是好的，中国抗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动态清零”策略成功的基础是什么？

如果能有机会再选择一次，相信2020年初世界各国政府愿意像对待埃博拉病毒一样防控新冠肺炎病毒，或者将之赶出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之外。但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能力和条件实施动态清零政策。中国能这么做，宏观层面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微观层面是数以千万计的基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经年累月的辛苦付出以及14亿人民的配合。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观念和认识问题、能力问题、利益问题，走形走样失误之处也不少，发生了一些令人痛心的本可避免的个例悲剧，但是从整体看，防疫工作者和他们的付出，值得被尊重、感谢和铭记。

病毒致死率降低了，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彻底放开？

新加坡全面放开后感染死亡率数据报告出来，病毒毒性转低令人高兴，但对数据进行粗略匡算后，也只能说是审慎乐观。新加坡有疫苗保护的60-69、70-79、80+老人的感染死亡率分别是0.014%、0.064%、0.54%；无疫苗保护的三个年龄段老人的感染死亡率分别是0.19%、0.29%和2.5%。

从香港第五波疫情的数据看，至少接种两剂疫苗的三个年龄段感染死亡率分别是0.10%、0.37%、2.64%，只接种一剂和未接种的感染死亡率分别是1.19%、3.27%、12.43%，这个数据要比新加坡数据普遍高5-6倍，因为第五波早期和近期的主流毒株不一样，这里暂且以新加坡数据为参考。

新加坡疫苗接种率较高，全面放开后感染死亡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图源：金融时报）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有2.64亿60岁以上人口（2021年底增加到2.67亿）。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披露的11月最新接种数据，完成全程接种老人总计2.28亿，80岁以上老人未全程接种比例为34.3%。按普查人口结构估计，80+老人未全程接种人数大约1228万人，60-69、70-79岁两组人口未全程接种的1187万简单估计。考虑到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半年可以传遍超过90%以上的人口，那么60岁以上老人的感染死亡人数将在50万人左右。

我国仍有相当比例的老年人口未全程接种新冠疫苗（图源：经济学人）

如果读者作为决策者，在政策还有操作余地的时候，是否能下决心现在彻底放开？即使按照新加坡的条件，在尚有努力可为的情况下直接放弃50万人，在伦理上是无法接受的。在50万人中，约30万是80+的老人，大部分人没有能力和渠道在舆论场上发声，是沉默的少数。但是谁家都有老人，谁也都会有老的那一天。公共政策面对的是人，不是自然科学里的实验小白鼠，生命失去无法挽回，道德上也要求慎重决策。任何决策都会有代价，需要综合权衡，选择综合代价小的那种。

我们是否只能在道德困境中无法自拔？

小步快跑的策略建议

实事求是地看，病毒毒性降低和传播速度加快，原有防控手段的“盈亏平衡点”发生变化了，需要进行相应调整。在所有的防控手段中，有的更偏重于被动的防（譬如大面积静默封控），有的更偏重于主动的攻（譬如疫苗和特效药），更多的是两者之间（譬如感染病例隔离）。在奥密克戎的高传播速度下，一味靠被动的防是防不住的，而且副作用太大，必须要主动精准进攻。具体策略的选择上，要算技术账，也要算经济账和政治账。

明确疫情防控的重点。疫情防控的初衷是减少生命代价，受疫情威胁最大的还是老年群体，特别是80岁以上的老人。从新加坡的案例看，60-69、70+的老人中，无疫苗保护的死亡风险大约是保护的10倍和4.6倍，香港第五波也差不多是10倍和5倍。北京近期新增的死亡病例也都在80+以上。加强老年人特别是80+老人的疫苗接种是重中之重，自愿接种，但是能接尽接。

要有提高疫苗保护效力的综合方案。国内目前疫苗接种主要以灭活疫苗为主，能起到基础的防御作用。针对保护效力衰退的问题，要有针对性的方案。打疫苗需要个人自担风险，接种疫苗会不可避免对一部分人会有副作用，老人尤其会有顾虑。建议国家和疫苗厂商共同出资，建立专项保险机制，对因严重副作用受损人群及其家庭提供经济救助，可以增加打疫苗的激励。

加快针对新冠肺炎病毒重症的特效药研发和引进。在不同年龄层都有一定比例的人不适用于接种疫苗，这部分人群发生重症的概率更高。提供减缓重症症状以及并发症的药物非常关键。目前国内外市场上都已经有不少药物可以选择，应该提前作好药物方面的采购和储备，疗效好的进口药的准入要开绿色通道。

优化轻症感染人群的隔离方案。减少对于自愈性轻症的关注和过度的资源投入是关键。目前绝大部分阳性感染者，都可以依靠自身免疫力自愈，重症和死亡风险低。优化封控隔离方案，重点就是如何对待轻症感染，这也是目前防疫认识冲突的焦点所在。要基于病毒在外部环境中活性的科学数据，积极探索轻症患者的居家隔离方案和标准，落实按照乙类传染性疾病的管理，恢复和释放经济社会的活力。

北京优化了封控防疫方案，保证正常生产生活（图源：IC PHOTO）

要给基层防疫人员减负。防疫的重心在基层，当前很多防疫过程中发生的对抗和冲突，一部分来自于工作目标太大，任务量太重，缺乏免责机制，现行方式下需要管理的感染以及密接人数太多。

如同金属疲劳会引发断裂一样，当基层防控队伍不堪重负的时候，容易失去理性思考能力，执行变得机械僵化，甚至会出现能力瘫痪，容易发生极端事件，而互联网社交媒体总是会把“点”瞬间变成“面”上的事件，引发公众的负面情绪，影响社会共识和认同，把局部的问题变成一个全局性问题。

防疫上长时间大量投入也挤占了其他公共服务的能力，以及医疗卫生系统正常提供服务的能力，放大了副作用。基层高强度高负荷运转难以持续，釜底抽薪的方法就是要根据病毒传播速度和毒性的变化，缩小人群干预管理的范围，把资源聚焦重症和高风险人群。恢复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正常运作的能力至关重要。我们看到，一些灵活有效的措施正在得到尝试。

提高疫情防控的法治化水平，避免形成对封控的惯性依赖。疫情防控需要在法治轨道上，这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但是现在很多地方出现的对简单封控的过度依赖和不当使用，这部分有过度负担导致的能力挤占和瘫痪的原因，还有是一些政府部门以及工作人员缺乏法治意识、作风简单粗暴导致。必须认清封控的性质以及副作用，封控是为了给疫苗和药物开发、病毒向减弱版本变异争取时间，但封控本身不能成为目标，也不能将防疫封控手段用于其他领域的政策目标，更不能将封控常态化。

加强政策沟通能力。政府有关部门要和医学、经济、法律和传播界的专业人士紧密合作，研究不同方案下的收益和成本，代价要讲清楚，收益也要讲清楚，更要善于做有说服力的全球比较。医学界以及各学科的专业研究人员要及时根据病毒传播动态变化，提供充分的科学证据，作为循证决策的依据。政府部门要及时主动与公众沟通，做好信息披露，提高政策沟通的水平，推动凝聚共识，避免延迟被动沟通、沟通能力不足、沟通水平太低产生更多的认知混乱和冲突。特别是，要避免沟通过程中只谈抽象的原则和要求，只作口号式政策宣读，不回应人民的核心和具体关切，导致对政策的误读和误判，增加执行过程中的摩擦风险与成本。

把稳经济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受疫情影响，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受到的打击尤其沉重，生存成为很多企业的最紧迫的任务。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也出现了明显的收缩迹象。再加上海外需求的转弱，经济稳定的压力巨大。这种趋势再持续下去，企业关停的时间越长，企业和居民的沉没成本将大幅度增长，资产的快速消耗会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产生长期影响，对经济造成长期性损伤。当务之急要让企业和市场主体安全地开动起来，刺激政策要更加注重需求支持和日常经营中的流动性支持。特别是今年元旦、春节两节挨得近，如何刺激节日有序消费，如何让公众面对疫情以来的第三个春节心存乐观、希望与信心，是当下政策决策者要用好的工作抓手。只有心理乐观、心存希望与信心的民众才会配合各项防控措施，有了公众自觉配合，我们不愁走不出疫情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