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到1996年，我30多岁，遇到两名患者，和我是同龄人。 

一个男孩，胃癌，一米八几的个头，一表人才。他在我们病房待了将近两年，从术后的辅助治疗到复发、转移，都在我们这里就医，反反复复入院出院，住了几十次。 

那时候的病房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病人，病床没那么紧张，病人可以很从容地在病房住上一两周甚至几个月，不像现在都是快节奏，住两天三天就出院了。医生也没有现在这么大压力，现在的医生天天在电脑跟前，而那时候医生的很多时间都是在病房度过，和病人走得比较近，经常一起聊聊家常。 

那时候我还是年轻大夫，经常值班，大部分时间都是泡在病房里。同龄人之间总是很聊得来，我值班的时候，他没事就来办公室找我们医生、护士聊天，开开玩笑，大家慢慢就熟悉起来。 

他的家人也都知道，这是一个预后很不好的病，但他外表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 

我记得他做完胃癌手术后，人特别瘦，但他每次见到我们总是一握拳一弯肘，鼓着肱二头肌说：“看我的胳膊。”隔着宽大的病号服，也看不到，我就会顺势捏一下他的胳膊。这是我们的一个习惯，因为这个部位能看出病人脂肪储备、肌肉力量等各方面的情况，可以评估他的全身状况。每次我捏完，他会很得意地说：“我，男子汉。” 

记得有一次，我同学过来看我，晚上在我的办公室聊得比较晚。同学回家时，我和他开玩笑说：“史明（化名），你得做护花使者，送我同学回去。”他一拍胸脯说：“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晚上10点多，他真的帮我把同学送回家了。 

将近20年前的事了，我清楚地记得每一个细节，他看起来和健康人一样一样的。 

随着病情的发展，他出现了转移，先是腹腔转移，然后肝门淋巴结转移，还出现黄疸，而且对很多化疗药物都不敏感，治疗没有什么效果——那时候也没有现在那么多的治疗方法。 

我心里也越来越难受，甚至害怕见他，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给他希望，我给不了他希望。但我是他的主管医生，必须去面对他、去鼓励他，告诉他我们正在想办法。但我已经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自然、自信了，每次见完他，自己就会受到打击，就像自己家人生了病一样。一旦见到他情况不好了，我又束手无策，接下来几天都会非常难过。

每次和他家人谈话时，看着他的父母，那种老年人即将失去孩子的压抑哭泣，都会对我造成一种特别大的冲击。他的孩子还很小，妻子每次来，在我面前说着说着就哭了，我几乎都是陪着一起流泪。后来我就很怕和他们交流，但我又必须去交流。 

在他不可避免要走向死亡的那几天，我已经不敢到他病床旁边去了。但作为他的主管医生，我不去谁去？硬着头皮，挤出笑容去面对他，其他时候能躲就躲。连路过他的病房，我都是快步走过去，但因为太熟悉了，只要我的脚步声一靠近，即使他本来是半躺着的，也会一下子坐起来，眼睛盯着门口。我不敢正眼看，但又忍不住用余光去看他，然后就会看到他那满眼的期盼。 

这种目光，刻在我心里很久很久。我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觉得自己很无能，这么阳光的年轻人，自己的同龄人，我却救不了他，只剩下深深的挫败感。 

他是在医院走的。他走的时候，我其实就在病房的办公室里，但我不敢到他跟前去。在交班时，其他医生说，他走了。 

作为医生，我们悲痛时不会像别人那样痛哭，但是对心理的影响会非常久。直到现在，过去近20年了，我仍然记得他高高的个子，还有他最后的眼神，那时他的黄疸严重到连眼睛都是黄的，黄色的绝望和期盼，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几乎是在同时期，还有一个女病人，现在回忆起来她患的是间质瘤，但那时候我们不认识那个病。 

这病生存期很长，发展到后来也没有太好的办法。现在有特效药了，但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什么特效药，治疗效果也不好，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去开刀，但切了又会长。她患病好几年，肚子像拉链一样开了7次刀，尽管如此，她的一般状况还是挺好的。 

她也和我同龄，长得漂亮清秀。尤其让我产生共鸣的是，她的孩子和我的孩子一样大，也是个女儿，7岁，上小学。 

她住院时，家人不怎么管她，老公没来过，有时候是朋友来照顾她，还有就是这个孩子，一放学就来陪妈妈。女儿经常在妈妈床头，趴在边上写作业，字写得歪歪扭扭的。 

震撼我的是，有一天，我在病房走廊里走着，碰到了她的小女儿，瘦瘦小小的，因为心疼妈妈身体不舒服，正在给妈妈倒尿壶，颤巍巍地端着尿壶倒到厕所。我看到以后，心底不由得泛起母爱，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女儿一样，这么小的孩子，端着一个尿壶，小心翼翼地走着。 

从此，瘦瘦小小的小女孩端着尿壶的样子，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这个女病人也是反反复复入院出院，也住了很长时间。生活中的不如意，她有时候也会跟我说说，但也是点到为止。 

到后来肿瘤长得很大很大，我透过皮肤都能看见。 

这么长时间，我们医生护士都很照顾她。有一次，她哥哥来了，一来就质疑我们，说话特别不好听，说：“你们怎么治的！”言外之意就是，医生对病人的治疗有问题，关照不够之类的。 

当时我特别生气，也很不客气地说了他一通。我说：“她可是在这儿住了不短的时间了，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你到哪儿去了？你不是亲哥哥吗？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来照顾她？现在病情重了，你觉得不好了，就跑来质问医生，你知道之前这么多年谁陪她度过的吗？是我们一直陪着她，你还真没有资格来跟我说这样的话。你是亲哥哥，却连最普通的亲戚应该做的事都没有做到。她的情况你了解吗？”

他说：“不了解。” 

我说：“你不了解你来说什么呀？你如果是关心她，想好好了解，我们可以好好谈，她总体情况确实不好。但如果你是现在这样的态度，我连理都懒得理你，现在就离开。” 

他赶紧道歉。 

然后我和他说了很多事情，又问他：“这些事你了解吗？你了解哪一点？” 

他说：“我不了解，平时工作忙。” 

听我说完他一直道歉，之后来得也勤快一些了。所以，那时候也会有纠纷，会有家属不理解的时候，但我们理直气壮。 

不久，她胸腔出血了。那个肿瘤特别容易出血，破溃到胸腔里，一旦出血根本止不住。 

她被送到急诊时，我正好在病房。急诊的同事来找我，让我赶快下去。她家里人都认识我，我下去一看就知道没有救了。 

我进急诊快到她跟前时，她胸腔内大出血把肺都压扁了，憋气憋得眼睛都睁不开。但一听到我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她立马睁开了眼睛，马上觉得自己有希望了，她觉得我在这里，她就还和以前那几次一样能挺过来，充满了对生的期盼。 

又是那种我永远都忘不了眼神。 

以前她经历过腹腔出血、肠梗阻，我们每一次都能帮她化险为夷，让她还能活一段时间，而且活得挺好。所以，她对我产生了很强的依赖，也抱有很大的希望。 

但这次在急诊室里，我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如果是现在，可以试试介入来封堵止血，但那时候没有任何办法。 

她的胸腔里满是血，我束手无策地站在那里，眼睁睁看着她一个人躺在那里，耳边只有她憋得急促的喘息。而她，见到自己信任、托付多年的医生时，那种求救的本能，我懂，在她眼里，我就是她的救星，就是她的上帝啊！ 

可是，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她走。抢救不到两小时，她走了。 

医生的悲痛与普通人不一样，知道他们去世，我没有痛哭，但这种死亡对心理的影响会非常久，作为医生的无力感、挫败感更是几年都摆脱不了。 

从那以后我就告诫自己，永远不能和病人走得太近。但是我身边的年轻医生，都还会经历这样的过程，这是每一个年轻医生的必经之路，不知不觉就扎了进去，共鸣、痛苦、惋惜，渐渐学会掩饰，然后内心强大到看起来有些“冷酷”。其实，我们只是把自己装进一个“壳”里，既是自我保护，也是让自己尽量保持客观理性，最大限度做出正确的医疗决策。 

就像一位医生说的那样：“这种事件会不断吞噬你，生命是很脆弱的，每一位我们救治的患者死去后，他们就像是变成一道又一道刻在我们身上的伤痕，这些痕迹不会消失，然后成就了现在的我。” 

医学发展到今天，肿瘤成了一种慢性病，我们会和病人并肩战斗不短的时间，也有越来越多的肿瘤患者可以被治愈。本来可能因为疾病而大大缩短的生命，因为我们的努力得以延长，病人甚至能够回归家庭、回归社会，这种“生命”的回报，正是支撑我和所有同行全力以赴的动力。

生命极其复杂，我们肿瘤科医生所遇到的人生百态，是任何编剧都编不出来的。我们遇到病人，自然而然会去比较，尤其是遇到情况相似的两个人时，那就像在进行人生的对照研究。 

在我50岁左右时，同时接诊了两个女患者，也都是五十出头。 

A是一位公司老总，精明能干，肠癌，刚开始治疗效果还不错，熬了不到6年盆腔转移了，然后各种治疗，特别折腾，但她很坚强。我记得她的女儿在英国读书，和我女儿差不多大，孩子一回来，妈妈就高兴得不得了。后来转移范围很大了，我一看到她女儿，就心疼这个孩子，有时候和她谈话都觉得残忍，尤其是患者病情不好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她妈妈还比较强势，小姑娘陪在妈妈身边，像小猫一样。几年的治疗过程中，我就看着这个孩子从像小猫一样依赖妈妈到一天一天坚强起来，反过来妈妈对她越来越依赖，生命的强弱就发生反转了，两个人的角色都变了，孩子一天天长大，妈妈一天天虚弱。在疾病面前，再坚强的人都变得特别脆弱。6年来，我亲眼看到这个女儿从原来还是一个完全依附于妈妈的小女生，一天天长大，最后成了虚弱的妈妈的依恋，那是对生命的依恋，我能感觉到她有很多的不舍。 

这就像生命能量的一种转移，从妈妈身上转移到了女儿身上。这种转移可能天天陪在身边的家人看不到，但我们作为医生是两三个月见一次面，在她妈妈病情发生变化的每个节点看到她们，这种变化就十分明显：妈妈一点点衰弱下去，女儿一点点坚强起来。 

另外一个病人B，也是肠癌，转移路径和A不一样，但活的时间比A短很多。她依从性比较差，虽然有老公，有儿子，但老公没什么主意，儿子粗线条。所以，在她身边你看不到那种温暖的亲情，看到的都是单位领导、朋友来来往往，我就觉得她很孤独。 

这两个患者几乎在同一时期来我这里就医，这种反差让我很感慨。A有丈夫、孩子，还有一个姐姐陪伴，这些家人都在帮她想办法做决策；而B只有她自己，身边来来往往的都是单位领导、同事，治疗费用都是单位领导在出面解决。我和她丈夫谈过一次话，几乎起不了任何作用，可以感觉到他并不关心她，平时我也很少见到她的丈夫和孩子。 

要知道，医疗上很多治疗决策，医生是很难和病人直接谈的，一般都是和家人谈。所以在治疗时，A的治疗沟通很顺畅，而对B我们常常特别纠结，又要让她完全清楚需要做什么治疗，又不能讲得太详细，因为担心她丧失信心。所以治疗过程中常常遇到这样的纠结，医生对她把话说轻了，她就真的以为自己病情很轻，然后说不需要这些治疗；话说重了，她又吓坏了。就在这个过程中，看着她的病情一路恶化，也就活了3年左右。 

其实A和B的情况差不多，而且从肠癌的类型上说，B实际上比A还好治一点。但是B的依从性特别差，做着做着治疗她就跑了，跑去吃偏方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没有一个真正关心她的家人在身边，没有人帮她做决策是很大的原因。

比如，最后两人都脑转移时，我说应该做手术把转移灶拿掉，A的家人很支持，做了微创手术；而B就不愿意做手术，只好做放疗。发展到最后，B特别痛苦，头痛欲裂，痛得眼球都凸出来了，生不如死，但是我又给不了她什么帮助，只好躲着不见她，我受不了看她这么痛苦。后来，她转到另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医院去了，我经常去会诊，直到她最后离开。 

所以，从A和B两个病人的经历，我最大的感悟就是，生命最后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其实还是亲情。人需要亲人，单位的领导、同事、朋友再好，都不能替代家人帮病人承担责任和义务，不能帮自己做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