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长假结束后的首个工作日，国家卫健委官网更新了“委领导”信息，调至国家卫健委近四年后，雷海潮出任国家卫健委党组书记。

公开资料显示，雷海潮出生于1968年4月，山东德州人，先后毕业于潍坊医学院、山东医科大学（现山东大学）、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医学院），他是上海医科大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

20年前，也就是2004年，雷海潮担任卫生部卫生政策法规司政策研究二处副处长、处长；2010年7月，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2018年10月至2020年11月任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2020年10月，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2023年9月，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曾主导北京医药分开，调整医疗服务价格

据了解，雷海潮长期任职北京卫健委，在此期间，他曾着力推动北京市实施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取消药品加成、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等。

2017年3月2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将从4月8日起全面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取消挂号费、诊疗费，并大幅提高公立医院医生的诊金（设立医事服务费）及数百项医务性服务价格。

以医事服务费为例，北京三级医院普通门诊50元，副高60元，正高80元；二级医院普通门诊30元，副高40元，正高60元；就连基层社区医院也分别达到了20元、40元和60元的标准。

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雷海潮曾表示，北京市医疗服务价格自1999年以来已有18年没有调整，积累的价格矛盾比较久，比较多，比较深。该次调整，可以说是“走了一小步”，也是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破冰”。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和劳动的项目价格有所上涨，比如护理费、手术费、针灸推拿等进行了上调。

在2017年的首届国家名医高峰论坛上，雷海潮表示，医生主要通过自己的技术劳动取得成本补偿，体现自己的医务劳动价值，而不是再通过卖药这样的渠道维持医疗机构的财务平衡。这一政策为医生创造了更加良好的、更加干净的、更加体面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机制。在这些政策保障下，也将会涌现更多更好的优秀医生，为健康中国的建设发挥更加突出而重要的作用。

升任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后，雷海潮依旧关注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2023年11月，在国新办“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雷海潮表示，公立医院的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就医体验，而且影响群众的获得感。

他称，国家卫健委将与有关部门一道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优化医疗机构的收支结构，统筹做好支付方式和人事薪酬制度等方面改革，强化绩效考核和综合监管，促进医疗机构尤其是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为老百姓提供更加良好的服务。

科班出身的学者型官员

作为科班出身的学者型官员，雷海潮曾发表了多篇关于公共卫生、医疗政策改革、医院管理等方面的论文，据搜狗百科介绍，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已转变为各级政府决策依据。

2022年5月的《中国卫生经济》刊发了戎伟仁，杨玉洁，雷海潮共同撰写《北京市医药分开与医耗联动综合改革对公立医院医疗收入的影响分析》。

文中提出，不同类型公立医院医疗收入及结构具有明显差异，北京市医药分开和医耗联动综合改革对各类医院的影响不同。改革后，专科医院和妇幼保健院医疗收入增速明显高于综合医院和中医医院，进一步对比各类公立医院医疗收入结构发现，综合医院药费和卫生材料费比重较大，特别是卫生材料费占比逐年增长的情况值得关注；中医医院药费占比降幅最大，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可能由于改革未取消中药饮片加成，同时提示中医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有待进一步调整；专科医院治疗费和手术费占比明显高于其他三类医院，卫生材料费占比较高，但与综合医院不同在医耗联动综合改革后卫生材料费占比明显下降；妇幼保健院医事服务费提高，部分超过药费减少部分，起到了较好的补偿作用，检查费和化验费占比明显超过其他三类医院，这提示需要继续规范调整妇幼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建议在进一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深刻把握各类医院医疗收入及其结构的差异，针对不同类型公立医院科学精准施策，完善财政分类补偿机制，促进各类医疗机构协调发展。

2017年5月，《中国卫生政策研究》刊发了范娜娜、雷海潮共同撰写的《典型发达国家的卫生筹资历史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借鉴》。

文章提出，典型发达国家的经验，建议采取综合措施控制我国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建立总额控制下的多种混合支付方式，如按DRGs、按病种、按人头、按服务单元付费以及按健康绩效付费等；改革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参照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类似国家和地区的药品采购或支付价格，积极探索建立药品参比价格形成机制；深入研究影响医疗服务费用增长的各类因素，合理确定医疗费用增长幅度，并将控费目标逐级分解到各地和公立医疗机构；要严格控制公立医疗机构规模和资源配置水平，防止因固定成本快速攀升而导致的费用上涨问题等。尤其重要的是，要下决心切断公立医疗机构的逐利机制，与其在逐利机制下加强监管的举措，不如从根本上破除公立医疗机构的逐利机制，这是更加具有全局和根本意义的重要改革任务。

2013年5月的《医学与社会》刊发了王倩、雷海潮共同撰写的《中国卫生总费用占全球卫生总费用比重研究》。

文章提出，中国卫生科学管理和政策系统研究起步较晚，对科学决策的支撑作用还不强，目前仍处于从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过渡阶段。中国之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引用“2％的全球卫生资源解决22％的人口医疗卫生问题”这一说法，突出反映的问题就是循证研究缺乏，经验决策流行，学术研究与管理实践的鸿沟比较宽深，两者尚未有效融合。这是中国卫生管理中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在信息化时代，循证决策日益重要。卫生政策和管理都应建立在循证研究的基础上，用真实可靠的数据、事实、规律来指导现实工作，提高科学性，减少主观性，确保各项管理实践活动和决策以及卫生事业发展能够运行在平稳有序科学规范的轨道上。为此，需要繁荣和促进卫生政策学术研究，壮大学术队伍，提高研究水准，促进成果转化；要切实提高卫生管理干部队伍素质，加强与科学研究的联系与融合，通过需求进一步推动学术研究工作走向深入和创新。

2001年第6期《中国卫生经济》刊发了雷海潮等人撰写的《中国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进展与特点》。

文章提出，医疗机构分类管理（营利性、非营利性）在我国是一个新鲜事物，绝大多数医院管理者对此缺乏必要的认识。因而，面对两类医疗机构性质的选择，多数管理者和所有者抱有观望心理，加之对有关政策宣传讲解力度不够，因此，多数医疗机构在改革之初不愿选择营利性质。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得到改善的话，将不利于形成两类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局面，也不利于相关调控政策的落实，使得改革的初衷难以实现。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医疗机构分类管理改革的宣传力度，打消社会顾虑，澄清认识，应当将两类医疗机构责、权、利对等的原则晓之于众。

2000年10月《仪器仪表学报》刊发了雷海潮的《中外大型医用设备的配置和管理》，文章对国外大型医用设备配置和管理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近来已有一些省市加大了大型医用设备管理力度，目前区域卫生规划工作对于加强大型医用设备管理又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必须抓住机遇，通过扎实科学的工作，制定出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划，并纳入到当地区域卫生规划中，推动设备科学化管理进程，以彻底扭转被动管理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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