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济春

博士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肿瘤外科 主治医师
耶鲁大学与浙江大学联合培养肿瘤学博士，耶鲁大学 博士后
临床方面严格按照循证原则，开展以乳腺，甲状腺，胃肠道肿瘤等常见实体瘤的手术为主的个体化精准治疗。基础研究方面主要围绕乳腺癌内分泌耐药机制及逆转策略，乳腺癌癌前病变开展转化医学研究
入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优青培育人才项目，第五届浙江大学郑树医学精英奖学金获得者，首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35 under 35”青年肿瘤医生称号获得者。目前担任《中华乳腺病杂志（电子版）》中青年编辑委员会委员，《肿瘤综合治疗电子杂志》编委，《转化医学电子杂志》编辑委员会青年编委，Annals of Surgical Oncology，Cancer Management and Research，Phytomedicin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Cancer Cell International等杂志特约审稿人
主持和主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5项，科技部支撑项目1项及浙江省自然基金项目多项。已发表SCI论文30余篇，包括PNAS,  Nature  Communications,   Oncogene, Nucleic Acids Research，EMBO Molecular Medicine等国际知名杂志，累计影响因子超过100分，被他人引用次数超过800次

暂时离开国内忙碌的临床、科研、教学工作，以相对轻松的状态，静下心来近距离深入观察英国医疗体系的特色。近1个半月的学习时光让笔者感触颇深，行程即将过半，做一中期小结以提高后续学习效率。

伦敦大学圣乔治学院是英国伦敦大学的一员，是始建于1733年的最古老的公立医学学院，是仅次于牛津大学的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致力于医药及健康保健教育。伦敦大学圣乔治学院是伦敦大学附属的拥有极高声誉的医科大学。

圣乔治医院作为伦敦大学圣乔治学院的教学医院，与其同根同源，共享校区，学生可以从临床教室直接走到医院病房。同时,圣乔治医院作为NHS一员，是伦敦地区最大和最为繁忙的医院之一，承担大量的医疗、教学和科研任务。此外，圣乔治医院名人辈出，包括现代外科之父约翰·亨特（John Hunter，1728—1793),免疫学之父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牛痘疫苗的发明者）均在此地工作过。现代医学的标志性设备——螺旋CT在该院首次应用于临床。《医生的抉择》一书的作者亨利·马什教授，曾在此地行医，目前仍是伦敦大学圣乔治学院的高级顾问。

反顾极具国际特色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早期由美国罗马琳达大学医学院专家团队参与创建，是中国首家加入Mayo Clinic医疗联盟的公立医院。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邵逸夫医院肿瘤外科多数成员均有海外留学经历，同时与多家国外知名学术机构保持紧密合作关系，在专科诊治方面与国际前沿进展保持同步。

笔者曾在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有过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和博士后培训经历，同时还有幸作为翻译参与HIMSS 7和MCCN认证过程，对西方发达国家医学水准有一定的认知。

医院、科室和笔者个人的经历让笔者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和相对“苛刻”的视角审视英国医疗体系。

当看到英国各级医生抱怨工作量过大（对比国内，简直小得惊人的工作量）；当看到临床诊治过程中还存在大量纸质医疗文档；当看到择期手术首台切皮准时率较低；当看到一台普通手术的医疗人员配备超过10人时；当看到很多业界公认的研究结果仍然未进入英国NICE指南时；当得知患者初诊到接受初次治疗之间法律允许长达62天时；当知道所访问学习的科室基本不做科研时……笔者的内心首先是“惊喜”，因为笔者觉得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国内的医疗体系已经达到，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但随之而来，笔者却产生了更多的“疑惑”。因为单单就医疗产出最直接的衡量结果——人均预期寿命值来说，英国NHS医疗体系作为世界闻名的全民公费医疗体系，仅花费英国GDP的11%所达到的平均预期寿命值就超过美国20%GDP的花费所带来的人均预期寿命值。英国NHS应该有其过人之处，那么优势又有哪些呢？

带着这样的“疑惑”，笔者及时调整策略，以更加深入细致的态度体验伦敦大学圣乔治医院的医疗服务流程。

通过全方位多维度的视角，从患者门诊就诊、检查、MDT讨论、预约手术、围手术期管理、手术、术后康复随访、后续辅助治疗、长期随访等环节深入了解后，逐步体会到NHS医疗系统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之处：

国内目前仍无法效仿，仍然需要在人事制度上做文章。

笔者所访问学习的科室而言，所有患者不同阶段的治疗方案均需要MDT讨论，因此每周三上午8—10点会集中讨论将近50余例患者的治疗方案。除复杂病例外，国内普通患者尚无等待治疗方案的习惯。

为了减少住院时间，减少工作量，所有患者均在门诊完成检查，真正做到当日住院，当日手术，当日出院。只有少部分患者，如高龄，并存疾病较多，或手术创伤较大的患者需术后留院观察。邵逸夫医院日间手术方面相对走在全国前列，但大部分日间手术患者，仍然定义为24小时之内，即当日住院，当日手术，第二日出院，仍有改进空间。

英国近几年参考美国引入PA，PA在薪酬、福利、保险、晋升等方面均完全不同于普通医生。英国PA可以开医嘱写病历，作为助手上手术，似乎拥有跟国内住院医师相同的医疗权限，但不承担医疗责任，同时严格限制工作时限。国内部分医院包括邵逸夫医院其实很早就有类似PA的岗位设置，但目前均属于文秘性质存在。如果也能招聘大量类似的PA，国内医生的工作压力将得到极大缓解。

NHS系统内医生除了规定的考试外，似乎没有那么多专业会议要参加。反观国内，各种会议占用了国内医生大部分工作以外的时间，让各级医生疲于奔命，似乎到了各级医疗主管部门需要干预的时候。

NHS系统对科研基本无硬性要求，但不同的医院，不同的科室存在较大差异。而国内医疗系统全民科研的情况，确实值得反思。如何明确医院的定位、科室的定位、个人的定位可能是中国医疗系统科研乱象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而其中如何将科研与晋升剥离又是重中之重。

基本所有Consultant均在NHS系统之外有执业点，且薪酬收入可能数倍于其从NHS系统所领到的工资。但如何平衡个人在NHS系统与私人执业点的工作确实是门艺术。国内近几年，政府鼓励多点执业，但在执行过程中确实也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能否从英国现有医疗体制中学习模仿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笔者访学科室的病种纳入两个公共数据库，对临床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包括GIRFT数据库和BAETS数据。有别于国内卫健委公布的DRGs数据，仅包括单病种的数量和费用。上述两个数据库涵盖病种、分期、术式、术中并发症、术后并发症、术后辅助治疗方案，术后长期随访数据等非常详实的数据。不仅不同医疗机构之间可以对比，甚至不同医生之间也可以进行直接比较。这对于促进医学进步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以上是笔者1个半月来在英国伦敦大学圣乔治医院的访问学习体会。上述8点对笔者而言印象特别深刻，并且中国医疗体系可学习并逐步改进。NHS还有很多其他值得学习的地方，这里不一一阐述。同时也希望中国的医疗体系不再犯英国NHS曾经犯过的错误。剩下的时间内，笔者将继续深入挖掘，通过定题访谈等形式，力争能找到适合中国国情和文化背景的医疗困境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