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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9日，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简称药促会）官网刊载了一则消息：药促会多位专家加入国家药监局中药管理战略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

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推动中药发展的重要力量，多了药促会这样一个机构。

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同的是，药促会作为一个第三方行业NGO机构，并不直接代表着某个细分领域。但回顾过去几年创新药发展历史里，药促会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盘点每年药促会的工作报告可以发现，药促会几乎每年都会参与到新药审批管理条例制定、地方创新项目落地、支付完善，以及国际化对接等方面，这些都是创新药最核心的底层建设。

而药促会相关人员，也经常以专家身份参与到推动医药创新与国际化的政府议事中去。

毕竟，在和顶层交流这一块，中国的创新药不像恒瑞、齐鲁、石药等“传统制药公司”有着诸多既定社会组织的支持，创新药都是真正的从零开始，这种“承上启下”式的责任，只能很大一部分落到了药促会这样的第三方机构头上。

如今，中医药领域的创新发展不断被提上日程，各方监管和行政的力量不断向中医药倾斜，在医药行业有影响力的机构自然也成逐渐为中医药“向上的代言人”。而药促会会长宋瑞霖本人，也在中药管理战略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专委会名单里。

自从2015年的药品监管改革之后，关于制药工业发展的脉络日渐清晰。2017年，由国办和中办这两个最权威的办公室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开启了创新药的加速落地，把中国的创新药从零带到了几乎世界一流水平。

两年后，同样是“两办”，也递上了一份《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从健全服务体系、完善注册分类及审评审批制度、完善支付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

这几年，创新药在催熟式发展之后，政策开始往降速提质逐渐回归冷静方向偏移，但对于中药，各种行政利好仍在不断加码，短期看仍然有加速的趋势。

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在中国每年7万亿的卫生总费用里，和中医药相关的占比将会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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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药促会的一些委员，国家药监局中药管理战略决策专委会的成员都来历不凡。

比如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原中国药科大学副校长王广基、前任药监局副局长孙咸泽、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以及今年获得“国医大师”称号的张伯礼……当然，既然是中药相关的专委会，自然少不了各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医药管理局高级成员以及部分中医药企业高管。

一句话总结就是：基本囊括了整个中国医药（不止是中医）政界、学界、工业界的各类顶尖代表。

中国不少行业是一个政策驱动的行业，发展离不开“顶层设计”，而一个行业“顶层设计”的第一步，基本就是把那一批有核心话语权的人请出来。

就如同五年前的《国办36条》为了加速创新药审评制度改革一样，此次专委会的成立，同样是为了推进中药审批制度的优化。由于中药和西药是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如果把中药放在现有的药品临床审批标准之下，几乎是寸步难行。

举个例子，随机双盲试验是药物有效性验证的金标准，但中药有特定的味道、颜色，病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时候怎么去做对照？所以，药监局每年新批的“中药”，其实都是挂着中医名字的化药，并且通常要附上一大堆上市条件。

也是如此，除了一些历史上“创造”出来的大品种，近五年来，很少能看到一些新批的中成药能够搅动市场。除了一些品牌OTC之外，很大一部分中药，仍是以院内制剂的形式在各种中医院里进行非标准化的销售。

但标准是人制定的。

2015年，毕井泉担任国家药监局局长后，推进一系列改革，成就了中国创新药的发展。据悉，当时他曾着手推动制定中药审批的评审标准，但最终成为改革未竟之事。这次专委会成立，由一群“老中医”牵头，聚集了整个制药行业最顶级的“话事人”，目的是要搞出一套可以复用的监管标准。

而一旦标准确立，只要激励到位，剩下的就是不断复制，这个体系会越来越庞大。

至于激励方面，来自政策上的倾斜，相比化药和生物药，实在是多太多了。国内的政策大部分以“损有余而补不足”为主——归根结底是中医药在现代化制药工业崛起后生存空间愈来愈有限，才不得不借助行政力量加以扶持。但无论是经典名方临床豁免，还是医院端的中药加成、DRGs豁免等等，其实都可以追溯到各个“五年规划”里。

这次新冠疫情期间，中医药有一个令不少业内人士咋舌的概念，叫做“中医治疗参与率”。不少地方新冠疫情里中医参与率至少95%以上，部分地区甚至100%。中医讲究辨证治疗，但如果要囊括所有人，显然有些不符合逻辑。

这个所谓的“参与率”，往背后追溯下去，其实就是“十三五规划”里对“中医诊疗量占诊疗总量的比例力争达到30%”的一个总体要求。

但“十四五规划”完全不一样了，“十四五中医规划里”从供给端入手，1.强调了中药制剂科研突破、注册管理，从临床和研发端鼓励中成药开发；2.提出“名医堂”工程，深化医疗服务端中医供给要求100%的社区服务站能提供中医服务；3.扩大中药材种植端规模，以商业化和产业化导向；4.延续了支付口上对中医药的支持。

相较于“十三五”，“十四五”对中医药整个产业，基本是端到端的保姆式扶持。

目前，国内医药销售TOP50里的几个中药品种，基本上都是中国21世纪前十年医药“大跃进”时代留下来的“遗产”，但随着中医这条国策的不断推行，很难说这个产业不会有一波新的发展。

但任何一个行业，想要跨越式发展，都离不开一个东西：加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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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国开行全资子公司国开金融，联合广东两家政府基金，设立了一只总规模高达300亿元的中医药基金，表示将重点支持中药制造、中医服务、中药材加工、中药材种植等领域。

国家开发银行，是中国最大的政策性银行，是西部大开发、南水北调、三峡工程乃至“一带一路”的主要投资方之一，是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也是国内各个产业项目最直接的“钱袋子”。

这样一只由“国家队”顶流牵头的基金，也是国内第一只以中医药为主题的母基金。此前，中药资产的一些融资并购大都围绕已经成熟的中医药项目进行，唱主场的也都是华润、上药等国企以及一些地方国资委，带有孵化性质的中医药基金几乎为零。

中国第一个出圈的中药孵化器，可能要数李嘉诚曾经400亿打造的中药港，这个计划误打误撞孵化出后来的和黄，但中药港计划终究是流于形式，甚至有人调侃，“像是李家拿地的一个噱头”。至于其他的，虽然各地方政府的生物医药基金里或多或少都提了一些中医药的字眼，但直接能有相关项目的，可能还得看直接经手人的兴趣。

而此次国开行牵头，一出手就是300亿元的大手笔，目前虽然没看到什么实质性进展，但至少在示范效应上，起到了不小作用。

虽然一级市场还很小，但二级市场的中药已经是花团锦簇了。

从今年年初开始，中药就在整个医药板块里以一个特立独行的行情向上走，虽然上半年随着大盘指数回调明显，但以华润三九、康缘、以岭为代表的几只中药股都创下历史新高。这股中医热什么时候传递到一级，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谈到医药行业里的Venture Capital，自然离不开VIC。中药可能没有“IP”一说，但一些中药的CRO已经在路上。

由片仔癀参股的盈科瑞创新医药，是一家专注于中医药/天然药物开发的CRO服务商，据报道目前正筹备上市；北京岐黄药业在冠心病中成药的临床开发上探索出一条商业道路，服务了一些相关产品的临床，目前被知名外资CRO昆翎并购；base在广州的博济医药，因为广东中药大省的地理优势，目前已经开发出若干个中药研发服务平台，是国内中药新药研发服务跑在最前面的CRO公司之一。

中国的钱都不太长情，退出周期都不长，而CRO正好是一个很好的加速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中药CRO都还算比较纯粹。

不过，中医药要在一级市场擦出火花，目前还缺少一些可以对标的对象。虽然目前A股有云南白药和片仔癀两家晋升过“千亿俱乐部”的中药公司，但它们都是一些有着品牌护城河和一个每年固定增长的净利润，缺少类似百济、君实这种从零起步却有着百亿甚至千亿市值的标的。

要吸引千万人竞相模仿，目前还缺一个神。

但随着以国开行为代表的国家队下场，造神之旅已经在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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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化药、生物药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在于，中成药有着一批相当体量的忠实拥趸：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之下，许多没有受过循证医学体系训练过的人，从小就被灌输中药相关知识。更有甚者，2017年浙江省把中医药纳入小学教材，普及中医从娃娃抓起。

这使得中药天然自带一个需求市场。

而当一个产业，有着顶层设计的牵头和完善，有着大几十年的产业（链）的积累，有着一个“零教育成本”的超级用户群体，还有不断强化的各种配套政策，这时候，讨论它有没有用已经不太重要了。

目前，中药一定程度上是靠着各种政策的保驾护航，在现代医学体系之下不被边缘化，得以形成一个完备的产业链。

而这个产业链形成之后，对于中药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当拿掉临床豁免、院内药品加成、支付方优惠、定价这一系列“保护性政策”之后，回到和化药、生物药、疫苗同一起跑线之下，究竟能提供多少临床价值？

或许，要回答中药能不能复制“创新药的辉煌”这个问题，整个中药行业要解决的是如何挖掘它的真实意义。并且，如何用一套大家都信服的理论来证明这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