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晚上9点，冯立端上一杯咖啡，坐到家里的书桌前，打开电脑开始工作。对于他这位科研工作者来说，每天的这个时候，是做科研的黄金时间。

看文献、写论文、写项目申请……专心致志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一转眼到后半夜了。冯立洗漱收拾完毕，躺到床上已是凌晨一两点钟。身体躺下了，头脑却还兴奋着，加上咖啡的加持，更是难以入眠。

早上8点多钟起床，吃早饭、赶到单位，一大堆事务性的工作正在排队等候。指导学生、开会、接收各种微信和邮件的通知，还有隔三差五就要做的统计论文数量、提炼研究进展。最令人头疼的是财务报账，复杂的规定让“学霸”们头晕脑涨。白天的时间像被撕碎的布条，根本没法拼成完整的图案。

“可是科研工作不是你思考10分钟，然后去做别的事情，回来还能继续做下去的，是吧？”冯立无奈地说。“85后”的他是某国立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最近已经因为睡眠不好开始吃不消，但即便这样，他仍不得不每天晚上泡上一杯咖啡，“享受”一天当中效率最高的时刻。

冯立的作息时间表在科研群体里并不鲜见。

2012年，国际信息计量学领域的权威期刊《信息计量学学报》上发表了一项研究，通过监测施普林格数据库中科技论文的下载情况，分析了各国科学家的工作时间。研究发现，科学家基本没有“上下班”的概念，从早8点到凌晨一两点都有人在下论文，中国科学家还会在晚10点形成一个小高峰；科学家基本没有周末，美国、德国、中国科学家的周末工作强度分别是平时的68%、64%和77%。

巧合的是，这篇论文也是熬夜“熬”出来的。论文的第一作者、大连理工大学教授王贤文也几乎天天熬夜。一天，在施普林格数据库下载论文时，他突然发现数据库中有一个页面正在实时展示全球各地区读者下载论文的情况，其中很多地区正处于深夜甚至凌晨时段。这激发了王贤文的研究灵感。他带着研究生进行了连续半个月24小时昼夜不停的监测和收集，最终获取了180多万条数据，并据此勾画出全球科研人员的工作状态。

最近，王贤文等又进行了一个长时间跨度的追踪。“我们发现，最近20年来，全球科研人员的加班行为越来越普遍和严重，晚上熬夜和周末节假日加班的现象越来越突出。”王贤文告诉《中国科学报》。

选择在深夜工作，一方面是个人作息习惯和科研工作的特性使然。

“科研是高强度的创造性工作，需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永谋说。

在王贤文看来，科学研究是一种兴趣驱动的职业，很多科研人员为了一项研究废寝忘食、加班工作，是出于对科研的热爱。新的科学发现带来的快乐、国内外同行的学术承认带来的满足感，都是对科学家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

然而，很多时候，熬夜也是不得已的选择。“白天琐事太多。”刘永谋“吐槽”说，“大学、科研机构里，行政性、程序性的事情太多，尤其是财务报销，各种要求不仅繁琐，还经常变化，搞得人不胜其烦；还有项目申请书，一写就是几十页、上百页，各种说明、愿景、方法……天花乱坠，格式、字体、标点符号等‘套路’层出不穷，非常耗费时间。”

在刘永谋看来，高校和科研院所行政化是导致“其他事情”太多的重要原因。“考核太多、表格太多、程序太多、管得太多，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最近，国家已经想了很多办法给科研人员‘减负’，也取得了一些效果。”

今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进一步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通过简化预算编制、落实科研财务助理制度等措施，进一步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加大科研人员激励力度、减轻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让专业人做专业事。

刘永谋说：“另外，近些年来，中国科研工作取得很大成果，国家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投入大量资金。对科研工作者的期望越高，制度上形成的压力就越大。与20年前相比，评同级职称所需要的成果数量大幅增加，数量之下有多少‘水分’不好说，但数量增加肯定说明工作量也在大幅增加。”

对这一点，冯立深有体会。“没办法，内卷。事情越来越多，白天搞不完，只能晚上弄。”冯立叹气说，“原本两个项目就够你忙的了，但你现在要接5个才能养活团队，因为每个项目给人员的支出太少了。国内教师普遍带的学生也比较多，有些学校对学生发论文还有很多要求，其实并不是很必要，但这些都增加了科研人员的工作量。学生的论文需要一遍一遍地改，非常耗费时间。”

研究显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科研人员熬夜情况也有所不同。2019年，《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2012至2019年之间向其在线投稿系统（包括两本期刊）提交的49464篇稿件和76678份同行评审意见的时间，结果显示，中国和日本的研究者投稿或提交同行评审意见的时间最高峰在深夜。

在深夜12点到凌晨1点的时段里，中国的投稿数量比平均值高了86%，提交同行评审意见的数量比平均值高了57%。地中海周边的国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巴西的高峰提交时间大多晚于下午6点。丹麦的科研人在白天投稿的可能性更高（比平均水平高57%）。

执教于澳大利亚某高校的黄佳伟介绍说，在澳大利亚，科研人员也会在夜晚和周末工作，但他们加班更多的是源自内在驱动力，如要与国内国际同行竞争、要保持所在研究中心的领先地位等，而很少是由外在环境导致的。

黄佳伟给出了几点可能的原因。

首先，澳大利亚科研人员的经济压力较小。在澳大利亚，所有大学中同级别的科研人员，工资几乎是相同的，不同级别之间的税后收入差别也不大。“虽不能大富大贵，但都能保证衣食无忧。我在两年前成为了正教授，而我们这里有的老教授是世界级的学者，评上正教授已经二三十年了，但我们的工资是一样的。所以，作为年轻学者，没有理由不努力工作。”黄佳伟说。

其次，他说，澳大利亚科研人员的日常琐事比较少，比如，财务报销、购买设备等事务都有秘书专门负责，科研人员只要写邮件提要求就可以，不用自己经手。“到现在，有访问学者、国际学生来交流，具体流程是什么我都不太清楚 。”黄佳伟说，“人们也不会相互比较，你个人的生活方式是隐私，没人关心。平时工作我们都用邮件沟通，有事情要提前预约。这些都减轻了科研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压力。”

对于这一点，经常和国外同行交流的刘永谋有同感。“美国教授的工作强度不比中国学者小，欧洲教授工作强度要小一些。但是，欧美教授不像我们这样不停考核、不停‘催更’，他们主要面对的是学术共同体，尤其是同院系老师和专业同行强大的竞争压力。大家交流很频繁，三四年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不用人说，自己都不好意思。国内这方面的压力小，大家各搞各的，却都在为了完成各种其他任务而疲于奔命，其实很多时间并没有用在科研上，浪费了。”

在黄佳伟看来，国内科技发展正处于快速上升期，这种快速发展正是无数科研人员的辛勤工作换来的，但同时也使得科研人员的工作更加繁重。而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很多领域进入到比较平缓的发展状态。“熬夜只是表象，它涉及背后复杂的系统性问题，而这些问题要放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去看，无法简单比较。”

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熬夜，科研人员熬夜的害处显而易见。《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显示，24.1% 受访科技工作者晚上12点以后上床休息，大量科技工作者存在睡眠不足的情况，其中有8.3%的人睡眠时间严重不足，每日睡眠时间低于6小时。

“科研人员经常过度加班，直接的代价就是放弃了休息、娱乐、锻炼以及陪伴家人的时间，这极大地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长此以往会对科研人员的身体和精神健康造成不好的影响。”王贤文说。

在刘永谋看来，长期熬夜加班的工作方式无异于“杀鸡取卵”。而被教学科研之外的琐事逼得熬夜加班，既无奈也荒唐，是整个科研系统相对效率不高的表征——“好多人都累趴下了，结果没有搞出太多东西”。

“现在中国科研从‘跟着跑’进入‘并排跑’‘带着跑’阶段，对原始创新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这样的创新不是靠数量能解决的，不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事情，应该给科研人员营造宽松自由的科研环境，才能期待他们在原始创新层面有重要突破。”刘永谋建议说，比如，继续想办法给科研人员“减负”和“松绑”；继续改革财务报销、项目申报等工作的程序；减少和取消各种评比、评优、分级，等等。

对于个人，刘永谋建议，科研工作者自己也要“安生”一点，干好教学科研，其他的事情不“掺和”、少“掺和”为好。“既然科研工作是这样的性质，自己也要尽量养成好的作息习惯，想办法少熬夜、不熬夜，‘可持续发展’。”

另外，王贤文认为，我国现有的科研评价标准过于注重结果，忽视了科研成果取得的过程。科学研究的失败风险本身就很高，成果也可能因为各种因素没有顺利发表。基于这样的情况，科研人员开展研究的过程同样值得肯定。“希望科研管理部门能够对现有唯成果论的科研评价机制进行完善，在科研评价标准中加入对科研过程的考量。”

“让科研人员回到纯粹的科研工作的状态，他们也许就不需要再去熬夜了。即使熬夜，也是自我内心的驱动，而不是不得已的选择。只有这样，科研工作者才能真正作出大的贡献。”冯立说。（文中冯立、黄佳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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