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去深圳中学的面试教师一半都是博士」这一话题冲上热搜榜。
据央视财经报导，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的硕士研究生缑女士上周五参加了一个深圳的「四大校」（即深圳最好的四所中学之一）的教师岗面试，她称，生物学进入面试的有 7 个人，7 人中有 4 个人都是博士。她听在场面试的人说，化学那边应聘的全都是博士。此外，不少原本是教培机构的从业人员，也在教培行业市场近几个月来急剧缩水的情况下，加入了教师岗位的竞争。该学校最后招聘了 4 个人，里边有 3 个是博士。当然，这也并不是「高学历人才当高中老师」这类话题第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了。年初网络流出的深圳中学 2020 年招聘教师阵容，就早因过分「豪华」而吸引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并被网友戏称「深圳中学博士后流动站」。据 21 世纪经济报报道，深圳中学介绍，2020 年共有 66 名毕业于世界顶尖学府的新教师加盟。据悉，所有新教师均为硕士及以上学历，其中博士及博士（后）占比超过了 40%。按新教师的毕业院校来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毕业生占据了一半的比例。有意思的是，物理，化学，生物专业的教师更是博士和博后扎堆出现，作为天坑专业首位的生物学科，其最低学历为清华大学博士。网友们称这些高学历人才来到深圳中学是一种「下嫁」—— 这也不无理由。在这些科研领域的天之骄子们中，有的是世界著名结构生物学家颜宁门下弟子，近日，Nature杂志试图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为什么博士放弃科研，转而去中学当老师？11年前，詹姆斯-凯里（James Carey）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他放弃了作为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博士后研究员的职业，选择成为一名中学教师。截至2013年，他在马萨诸塞州诺韦尔的一所小型中学担任教师。尽管一些朋友对他的选择感到困惑，对他为何花费如此长时间攻读学位却选择从事一个相对不需要如此高学历的工作提出疑问，但对于凯里来说，这是他认为正确的道路。他反思过去的想法，当初认为从事非学术生涯的工作是“有点失败”的观念是一种“非常愚蠢的心态”。凯里表示：“我相信，如果我选择了另一条路，我的人生旅途可能不会如今这般充实。”他逐渐认识到，抵达目的地的过程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关键的是在那里如何充分发挥所拥有的一切。他重申：“我现在明白，重要的不是怎样到达终点，而是在那里如何运用你所学到的一切。我努力将我在科学和生活中学到的经验运用到我的教学中。”凯里并不是唯一一个在中学阶段找到幸福感和职业满足感的学术研究人员。尽管这项工作可能具有一些挑战，薪水也许低于学术领域，但工作的稳定性以及将科学的热情传递给下一代的机会足以抵消这些不足。凯里表示，当他还是一名学生时，“是我的中学老师点燃了我心中的火花”。他坚信：“如果我能为哪怕一个孩子点燃这样的火花，那就是值得的。詹姆斯·凯里（James Carey）（红色）更喜欢教学提供的工作与生活平衡《Nature》采访过的许多研究人员出身的教师都无法确定是什么时刻让他们改变了道路。相反，他们对自己的科研工作越来越不满意，逐渐认识到在其他领域寻找更为令人满意的工作可能性。本·斯蒂尔（Ben Still）便是其中之一。他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获得中微子物理学博士学位。五年后，于2014年成为一名教师。作为博士后，他喜欢参与国际性的合作项目，但随着行政管理的压力逐渐增大，他感到自己无法专注于他真正热爱的物理分析。”他解释道：“我逐渐看到，职业发展的方向正在向着和行政部门、政府打交道和申请项目等方向发展。”一系列的写作和外展项目重新点燃了他的热情，其中包括与艺术家奈利-本-哈尤恩（Nelly Ben Hayoun）的合作。他们共同策划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项目，将伦敦桥车站的铁路拱门装饰成挂满银色气球的景象，令人联想到日本超级神关德中微子探测器的内部结构。“他逐渐发现自己对于解释科学的兴趣和热情超过了对于行政和政治推动科学的兴趣和热情。所以2014年，博士后研究结束后，他决定在伦敦北部的一所私立学校开始新的职业生涯。凯里的父亲在他14岁时去世，这一经历使得教学对他而言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个能够陪伴自己的孩子成长的机会。“不幸的是，学术界的生活往往不利于这一点。尽管在中学工作需要高度的责任心，且常常需要加班，但相较于学术岗位，教师的职位仍然具备更大的灵活性。辛迪-斯帕克斯（Cindy Sparks）于1995年在马萨诸塞大学陈医学院获得分子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她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生活。她渴望从事研究工作，但明白这需要在实验室里花费大量的时间。1998年，作为博士后的她生下了一对双胞胎。这使她更加意识到，在追求科研事业的同时，她需要更为灵活的工作安排以照顾自己的家庭。2007年，当她的孩子上学时，斯帕克斯回到麻省大学从事分子医学博士后研究。她一边教授讲座和实验课程，一边在中学担任访问科学家。“我知道我擅长这一点，渐渐地，我意识到激励人们并有所作为是多么有益。到了2012年，斯帕克斯转为全职教师。除了热爱自己的工作外，她还非常欣赏自己的角色所带来的安全感。辛迪·斯帕克斯（Cindy Sparks）在生下双胞胎后转而从事教学工作一些研究人员之所以在博士毕业后选择教书，是因为他们有机会为以前从未考虑过科学的中学生开辟一条科学职业道路。32年前，苏珊娜-卡尔卡（Suzanne Kalka）在获得低温红外光谱学博士学位后，开始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一所国立学校教授物理。她说，她的主要动机是激励他人投身科学。“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研究科学家出身。我的家庭属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蓝领工人，没有上大学的经历，”她说。她在中学时就发现科学是她的爱好，但在大学里，她遇到的学习物理科学的人很少有和她有相同背景的。她说，“我想鼓励女孩和代表人数不足的群体成员学习科学课程。”香港生物教师俞婷婷（Christine Yu）也认为，培养年轻人对科学的热爱的最佳时机是他们上中学的时候。Yu 还为 13-15 岁的学生发起了一项以生物技术为重点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计划。在这个实践计划中，学生修改细菌基因，参观大学实验室并与在职科学家交谈。她与其他学校教师和大学科学学者一起，帮助组建或带领团队参加科学竞赛，这些竞赛涉及来自香港和中国邻近城市的学生提交的研究项目，并有机会进入国际比赛。Christine Yu 通过动手实验和国际科学竞赛来挑战她的学生在做博士后多年后来到学校任教的科学家经常意识到，这为他们的新职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生物学家夏洛特·伍德（Charlotte Wood）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20年后，对她来说，她的经历让她对课堂充满信心。尽管她承认在四十多岁时申请教师培训课程时最初有“冒名顶替者综合症”的感觉，但一旦她开始教书，她发现她作为工作科学家的岁月使她能够清楚地向学生解释有争议的话题。夏洛特·伍德多年科研经验使她在与学生讨论有争议的话题时充满信心对于苏珊娜-卡尔卡来说，攻读博士学位是做好教学准备的最佳方式，“攻读科学博士学位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从身体上来说， “这就像在学校教科学一样。你每天在学校的科学实验室里站着12个小时或更长时间，你什么都做——拖地、打扫卫生。”尽管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和激发灵感是许多教师选择教育领域的原因，但有些人之所以被吸引到教育中，是因为他们想要纠正他们认为的系统性缺陷。Pankaj Jain，印度班加罗尔教育慈善机构的负责人，表达了对印度教育系统的不满，认为其扼杀了他内心的科学家。他们致力于促进建设性学习，通过游戏和探索让学生进行实验和发现答案。Jain强调，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天生的好奇心至关重要，而不仅仅是为他们提供所有的答案。Jain和他的团队与2所学校合作，为约10,000名学生提供服务。此外，团队成员还为规划印度课程的州和国家级委员会提供意见。尽管他明白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里，这只是沧海一粟，但与许多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一样，他乐于为积极的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无论其规模大小。当然，高学历人才投身基础教育这一趋势绝不是一件坏事，随着无数顶尖院校硕博的加入，中小学教师群体的平均素质也将飞速提升，这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建设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没人有权力用「不思进取」或「推动内卷」去指控那些做出了此类选择的人才们，他们不过是在复杂的现状面前选择了一条更适合自己的道路，此时若是去苛责他们付出千辛万苦得到的高学历，恰恰印证了一种反对进步的、教师群体固化的刻板印象在作祟。但也绝不能因此认为这种趋势就是合理的。抛开宏观视角下「科研人无法为社会创造最大价值」的浪费不谈，如果科研行业的现状要使得无数高学历人才被迫「逃离」到中小学教育领域，那么真正值得反思的地方，就根本不在于他们的个人选择上了。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3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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