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4月国家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响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需求，患者的视角出发，围绕着诊前、诊中、诊后这三个方面，推进院前预服务方式，推进“先诊疗后付费”，“一次就诊付费一次”等新就诊和付费结算模式，缩短患者等待时间。

今年6月，忻州市妇女儿童医院宣布住院部各科室全面实行“先诊疗后付费”。7月，邹平市九户镇卫生启动无押金住院政策，凡是因自然疾病住院并符合医保报销政策的参保患者，仅需提交个人有效证件，即可享受“零”押金住院待遇，实现先诊疗、后付费的便捷就医流程。

2023年，7月云南昆明市医保等部门联合举行持续推进“信用就医”项目新闻通报会，进一步深化“信用就医”惠民措施。通过再造诊疗环节及付费流程，主要解决候诊时间长、缴费耗时长、取药排队长、就诊时间短的“三长一短”痛点问题，实现“先看病后付费”的便民目标。

同年8月，为解决传统医疗服务流程中医疗付费不够集约高效问题，广东省深圳市、珠海市、广州市等地试行“信用就医”，实现先诊治后缴费，使得就医时间缩减约40%。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接受《法治日报》采访时表示，“先就诊后付费”模式实行起来完全没有问题，特别是针对绝大多数的医保病人和信用度比较好的患者。电子支付已经大范围普及，其背后有一套完善的信用评估体系。如今租车、住酒店等很多场景中，消费者都可以免押金后付款，医疗机构也可以顺应这个社会发展潮流，及时改变治疗流程，这样能够节省大部分患者的时间。

尽管“先就诊、后付费”存在诸多好处，但是应急管理部应急总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副主任医师郑山海仍指出，目前，收取治疗服务费用，依然是医疗机构极其重要的资金来源。对急危重症患者、贫困人口实施先治疗后付费，给很多患者带来了福祉。但是，这些福祉的背后，也存在着医疗机构的财务风险。比如，一些医务人员对患者实施先诊疗后付费后，会出现被救治者无力支付或故意拖欠费用的情况。医院出于财务管理上的需要，将救治发生的费用转移到科室甚至是医生个人身上。长此以往，就会极大地挫伤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羊城晚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文章指出，如有大量的三无人员和恶意欠费者的出现，便会导致医疗机构极易产生巨额的医疗欠费，存在极大的债务风险。以广东江门为例，从2012年至2014年三年间，全市医疗机构近三年产生了3000万元的医疗欠费单。面对无经济偿还能力的欠费主顾和有限的应急救助基金补贴，医疗机构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执行“先诊疗，后付费”制度的动力在不断衰减。

郑山海建议，有关部门和机构不妨探索建立更完善的医疗诚信体系，对于恶意拖欠医疗费用的人员，可以实施限制高消费等惩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