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放医生生产力？

作者Dr.2，MediCool医库董事长     

       今天非常有幸，得以主持这个媒体沙龙《如何解放医生生产力》，并能与我的偶像，朱恒鹏主任，段涛院长和张泉灵老师同台对话，三位老师都非常幽默，观点很sharp，言语反应特别快，条理性极强，而最重要的是都非常真实，让人佩服不已！为什么这么说呢？作为亲身经历的主持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所有的对话和提问都是即时发生的，应该说除了沙龙主题的问题之外，没啥提前准备的台词，都是即兴发言！

接下来我就如实呈现本次的圆桌论坛，为读者方便，语气词和口语缩略部分，根据我对原意的理解，做了少量增删和语序调整，分享给大家，错漏之处多批评指正！

主持人Dr.2：我是本场沙龙的主持人。今天和三位大咖一起来讨论的问题是“如何解放医生生产力”，刚才在现场，很多人都已经听了三位大咖非常精彩的分享。接下来我想问一些问题，几位认为，如何才能让医生的生产力真正释放出来？（三位谦虚谦让了一下，主持人决定）先从段涛老师开始。

段涛：其实我很多观点跟朱老师有些是一致的，但并不完全一致。解放生产力就要谈到医改，从医生的层面来说，要想建那么多的公立医院和非公医疗机构，要让这些人怎么样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这是一个挑战。如果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做的话，建医院弄一堆医生塞进去，人肯定不够，因为已经建了那么多医院，几万家非公医疗机构都建成了，但是医生总的存量还是不够。

因此如果按照原来的模式，医疗的发展不可持续，这个时候就要解放生产力重构生产关系，重建信任。什么是解放生产力？你得把医生解放出来，现在医改最大的问题，谈政府满意不满意，谈公立医院院长满意不满意，谈病人满意不满意，从来没有问医生满意不满意，因为满意不满意都得做，满意不满意无所谓。当主力军群体被忽视被漠视，不被重视、被轻视的情况下，他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发挥出来吗？我们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最后要让生产力大大解放的话，还是回归到最基本的元素上。对医疗来说，就是医生怎么解放？如果还是像以前你进了一家医院就是他的人，一辈子不能走，那生产力怎么解放？

所以应该要按照医改里面在不断提到，但是一直没有做到的一句话（去做），那就是医生的自由执业。什么时候医生自由执业了，你自己可以决定在哪个平台上面为病人服务，这个时候生产力就可以得到解放。

生产力解放的，他跟医疗机构之间的关系就重构了，不仅是说医生跟医疗机构之间的关系重构，还要有一个医生跟患者之间的关系重构，这个靠什么？可以靠互联网，以前靠人对人，因为我们很多看病，叫“看医生”，有时候（见面）是解决为了做手术（的问题），但更多却不是为了做手术。SEE，是面对面，在互联网，你看我我看你也是看，不是一样的吗？所以就沟通（来说），现在的互联网技术已经没有障碍了，一个人可以对很多人。所以用新的技术，互联网的技术，人工智能的技术等等，来重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要讲重建信任？因为天下一切交易最大的成果是信任，有了信任很多事情就可以解决，医患关系最大的问题还是信任，怕你乱开药、乱做手术，怕不负责任，一旦产生了信任，医患关系（里的一些矛盾）就解决了。信任是要发自内心的，医生和患者之间建立的信任，这个建立靠什么？靠在一个正常的市场化的，没有约束的，没有外来不正常压力（的情况）之下，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思维方式不会变形，不会扭曲的状态下，才能够大家（之间）非常好的自由沟通。我们现在的公立医疗机构跟病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与医生跟医疗机构之间的关系（一样），都是扭曲的状态。公立医院这么便宜，是牺牲了医生群体的利益，牺牲他们的身体和时间的代价，来达到这么一个高效率，一个上午可以看5、60个病人，这（是）不合适的。什么时候在没有外在压力之下，人和机构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扭曲的状态下，是一种自然的状态下，医生、患者和医疗机构大家去用一定的标准，用合适的交易规则来重构这个关系，后面的这些事情就都容易解决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12个字当中，解放生产力、重构生产关系、重建信任，最重要的是前面的，什么时候把医生解放了，后面的事情就好说了。

主持人Dr.2：刚才段院长提了一个观点，只有医生自由执业了，生产力才能得到解放，朱老师是否赞同？您怎么看？

朱恒鹏：（跟Dr.2微信和文章交流很久了，今天第一次见到本人，也很高兴），我完全（同意）这个段大夫的说法，对一个医生最大的尊重，（与段涛交谈两句，上海叫段医生，北京叫段大夫，其实还是医生最好），特别是在信任方面！

因为信任减少了很多浪费和成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很多医疗的检查之所以过度，挣钱是一个原因，另外是不信任。三个方面，第一是深化分工，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这是很关键的。咱们现在专科医生看似很专，但是刚才段大夫讲的一上午5、60个号，70%不是他（应该看）的。

第二，是做好匹配，匹配越好浪费越少，做好匹配这是市场经济一直致力于解决，也是市场经济解决最好的，但是仍然有很多问题。特别男士有感觉，男士的匹配一般比较好，要买外套就可以去（直接买）了，女士逛了一天，北京60个百货大楼她逛了40个，（当然可能）这不是匹配不好，女生就是（爱）逛。（不过）匹配，咱们恰恰没有做好，服装好与坏，女士自己可以挑，但是我们今天也知道，我们找一个饭店吃饭，要去查一些APP，专业的人或者大众帮我们点评，这就是一种匹配。医疗匹配方式要有两个很关键的，一是全科医生或者家庭医生，这是一个很独特的，（虽然）我们说其他（行业）也是有的，但是没有像医疗行业这么明显。

在全科和专科分工以后，全科的重要性越来越高（的原因），（恰恰）在于（目前）医疗的专业性越来越强，分工越来越细了。

第一个就是深化分工，带来的好处是效率提高，坏处是患者不知道找谁了。我们就要发展出一个团队，就是全科医生，他不一定会治，但是会诊断，让我们知道该找谁，全科医生的发展是提高匹配的第一个（关键）。

二是你要给老百姓用脚投票的权利，和用嘴说话的权利。有一些人总是想给老百姓安排好，（比如说安排）你去哪个医院，（但是）让全科转诊不是强迫你，这是两个思路。

我的家庭医生我信任他，他建议你找谁，和规定的是两回事，（好比）我们很多领导（替你）挑的对象结婚过一辈子，但是效果差多了，所以患者要有用脚投票的权利，还有用手投票的权利，患者口口相传。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在咱们国家口口相传，舆论管制（包括）连这个都管，这就很成问题。

每次咱们医患冲突以后就成了糊涂账了，到底是医生的责任，还是医院的责任，还是院长的责任，还是谁的责任？不知道，不让说了。信任关系是在不断的选择和批评的过程中（产生的），不是你说信任就信任，不信任就不信任的。

说起来提高生产力就是要深化分工，深化匹配。第三值得单独说，一定要鼓励或者说，放开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分工，因为深化分工和深化匹配大家都听得懂，毕竟技术带来的分工深化和匹配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模式，这是很关键的！

所以要注重企业家，鼓励投资，谁在引领进步？（除了人民群众、人民大众等官方语言），是个别伟大的人物，这个伟大的人物中有一部分是军事家，一小部分是政治家，但最大的贡献者是谁？一是发明家，一是企业家。发明汽车的人，创造流水线的人，发明电脑的人，创造互联网的人（等发明家）。（虽然）马化腾不是什么科学家（是企业家），张小龙也谈不上，但是微信带来了方便。

如何提高生产力？就是要鼓励创新，准确的词就是放。所以我一直讲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主持人Dr.2：非常感谢朱老师的分享，我跟朱老师也是第一次见面，您刚才提到如何提高生产力，其中有一点要让患者用脚投票，可以让他发声。但现实生活中会有另外一个问题，有时候正面的声音传播力度会相对弱一些，可能负面的传播力度却会更大一些。会带来非常现实的问题，有可能我们会有一些不满意的声音在网上进行过度的放大，关于这块您怎么理解？

朱恒鹏：我最近6年只有2、30%的精力放在医改的研究上，这个领域太窄了，而且我不纠缠细节，我6、70%的精力还在研究平台经济学上。平台上的顾客评价，发声最多的不一定是最正确的，出台一个好政策，受益的人不吱声，受害的人嚷嚷很厉害。有人讲新闻放开了，其实你听到的有（很多）杂音，商业是商业，行为是行为。我经常讲很多人很真诚地相信自己抗日，上街砸日系车但不砸自己的。有偏（倚）的声音是不是有问题呢？严重的（是会）有问题，但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是现代社会，有一个分工，要让有普通老百姓的地方，一定要充分发声，但是专业的事情要让专业的人干，相信专业。有一些东西相信老百姓，允许老百姓做，有一些事情，你（要）知道相信谁的话，如果谈央视的问题，我相信崔永元，如果谈转基因的问题，我相信方舟子，方舟子会不会错？很有可能，但是人类发展到今天，专业的领域中，什么事情都（可能）靠不住是对的，但是专家的话靠谱的概率最高，特别是真正有影响的专业（人士）在圈子里混着。讲医改和普通老百姓，我忽悠免费医疗，我和一个医生讲过，我说我能用一晚上让你恨不得宰了我，我能用三个小时让你我奉为救世主，但是我不干。因为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在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士，他有一个可信度，专业研究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同行面前不能乱忽悠。（郎咸平例子略），（不管）圈内圈外，专业问题要跟专业人士谈。

主持人Dr.2：我们要相信专业的力量。今天我终于见到了偶像张泉灵老师。前面两位属于医疗圈内人士，作为一个跨界媒体人，现在是投资人，您对如何解放医生生产力怎么看？

张泉灵：我觉得就像段院长说的，医生首先要知道：整个好的医生的供给量肯定不够的，而且又不是一个特别容易，迅速能够复制很多医生出来，这也是不现实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怎么能够让在现有的医生供给量情况下避免浪费？

我觉得浪费主要是三个部分，一是最极端的一种浪费，段院长的妇婴医院，特别是儿科的医生流失率非常高，因为内科的医生非常辛苦，收入又比较低，（而且）得到的尊重程度也是相当有限的。有一次跟医生聊天，（她忙到）一点多好不容易吃上一口饭，饭肯定凉了，坐在办公里正吃第一口，医生办公室门被推开了，一个患者孩子的妈妈，拿着一兜有粑粑的尿布就冲进来了，说大夫你看一下孩子的粑粑正常了吗？我其实挺理解一个孩子住院妈妈的焦急，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大夫大中午正吃饭呢？

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医院里能够看到的场景。后来一年多又去儿科的时候，发现很熟的几个护士都不见了，我问去哪儿了，说这几个护士真的不干护士了，回家淘宝开店卖衣服去了（台下观众发出了笑声）！

第一如果在我们目前“拧巴的”体制内，有一些人觉得自己可能不合适再继续工作下去，但是你有那么多年工作经验的积累，这么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才，是否应该有渠道让他们有另外一种选择？这个选择不要浪费，所以我们从市场化的角度来说，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市场化，非公有制的医疗机构能够出现，能够让这部分人有发挥的余地。牙科医生相对来说市场化程度是比较高的，一旦在体制内不满意的时候，很少有彻底流失的，无非是换个地方发挥作用，换个（更适合的）地方提供医疗服务，这部分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市场化的方法，避免最极端的浪费。

还有一部分，朱教授不断讨论的关于匹配的问题，我分享一个案例，特别拧巴。我们在投资的时候看过一个案子，这个创始人原本给很多大主任做了一套个人使用的IT软件，这个软件帮助大主任做以往的病例分析，来自什么地方，主要是什么症状，来看分布趋势，其实就做这么一个软件。他认识了北京、上海大概500多个各个科的主任，他也清楚主任到底最擅长看什么病。后来他的朋友群里面开始有这个诉求，他帮人做匹配，他雇了人和几个全科大夫，全国各地接疑难杂症的病例，我帮你整理病例，一分析你可能应该去看哪个大夫，帮你去哪个大夫加一个号。大夫也很愿意，终于（我）最擅长的病，能够源源不断地输送（患者）给我，不浪费精力。现在听起来这是一个特别有市场需求的（项目），帮病人节省时间，节省了滞留在北京好几天又挂不对号的，当中收取了服务费，（的确）病人和大夫很有诉求。但是（从）投资角度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但是我们无法投，因为很可能会被政府打击。如果市场真实有诉求，医生也满意，但是他会被打击！既然会被打击，一定是侵害了一部分的利益，侵害了谁的利益呢？你们算出来了吗？

（因此）这部分其实我们今天要怎么来提高匹配的效果呢？我觉得至少有一个解决方案，互联网是提供了一部分的解决方案，不完全，但是像好大夫在线这样的网站，至少可以让病人在来北京之前有一个检索的可能性，到底找谁，线上部分的问诊可以节省匹配的成本。

所以我觉得，包括未来，你积累了大量线上问诊的数据之后，除了全科医生的匹配还（可以）有人工智能的分发，所以本质上，技术和互联网提供了一部分提高匹配效率的可能性，（虽然）不完善。另外一部分，事实上你想让匹配能够更加合法化和有效率，还是（需要）医生其实如果可以自由执业，医生可以选择自己的病人，这样的匹配，双方才能让利益和效率更好地“对在一起”。有很长的路要走，也是比较复杂的部分。

最后一部分，解放生产力，这个时代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有可能人工智能可以复制一个最好的大夫的经验，并且用他的一套逻辑，帮最好的大夫找到超过（围棋）九段的那部分的经验。所以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建议，好的大夫，一批好的大主任（是）“特别轴”的一波人，特别“一根筋”的一波人。我们可能不断地需要通过媒体、平台，影响更多的大夫，除了你专业的一根筋之外，要打开自己的事业，去接触可能跨界的领域，去接触一些你看起来可能不那么熟悉的新平台，从而使自己的认知能够跟这个新的技术、新的平台、新的生意模式、新的资源流动的方向产生一些交集，给自己一个可能性，给手下管的大夫一些可能性，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朱恒鹏：我插一句，这个项目值得做，201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汇总的就是“自由匹配”理论，成功的案例是给美国医学生毕业之后，与医疗机构之间匹配工作。你说的打压黄牛，是政府的事情，其实现在你做投资的知道，能够通过一些商业模式让它合法化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外科大夫如果能够实现这种匹配，带来的效率空间非常大。

主持人Dr.2：您刚才举的这个案子我看过，关于它的合法性，提高效率，或者降低成本增加匹配，也谈不上是黄牛，（不去倒号）可以收取合理服务费的方式。我这个项目可能还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如何获客。即使有一个很好的东西，怎么让老百姓知道，怎么能够持续引流？您作为投资人和专业媒体人会有什么建议？

张泉灵：这样的项目的获客不会发愁，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口碑，口口相传，一个人用得好就会有很多人来用。我自己也开了（这个）医疗服务，我买十次服务，你开一个专门号，解决我身上留下的历史负担。（因为）原来你是一个比较有名的记者，身边的各种朋友都要看病的时候，都问你打招呼，我自己打个招呼就罢了，各种人找（我去跟）大夫打招呼，我也不好意思开口，我情愿通过商业的模式，提前（支付）费用，十次有特殊通道（的服务），第一次我对接给他，替你付第一次，后面的你付。

其实维护关系需要成本，今天大家都不爱饭局和喝酒，但还得有途径，不吃饭怎么解决维护关系（的问题）呢？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就有这个诉求。后来我又介绍给很多熟悉的企业，（他们）还开了企业专线。因为企业高管的家里人，各种各样的关系需要医疗资源的时候，为了节省高管的成本，你也希望能够有企业内部服务。企业还有对外公共服务的关系，比如我现在做投资，还希望把LP家里人的医疗资源服务，对接得好一点，大家都有这个诉求。本质获客不是那么让人担心，（只是）因为它的合法性有灰色地带，不太适合公共的传播。如果解决了这个灰色地带，再加上公众传播，获客不是大问题。

主持人Dr.2：段涛老师是行业中著名的医生，您今天也听了医改专家朱老师的演讲，在第一轮发言的时候，我敏锐地听到您说“大部分都同意的，但是有一些不同意”，能不能分享一下，有哪些跟朱老师意见不是完全一致的？（朱恒鹏对我做了一个手势，哈哈，看来他也想知道，不同意的那一部分是什么）

段涛：我们经常说一些话，天天说了很多话，做媒体做宣传，你们天天说的话其实逻辑上不通的，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统一行动可以，统一认识差不多，统一思想怎么可能？思想怎么可能完全一致？天生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第二，我们所在的角度不同，我们的身份不同，所以很多事情看法上面可能就会不一样。比如说大的方向上面我们差不多，但是实现路径上可能（就）不大一样。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看法，看的都是人、财、物。我们看到的是：在医疗行业的角度（上），医生、病人、一个一个群体，大家在处理诉求的时候我们怎么做？最大的不同是，实施路径上面看法可能不一致，在解决方案上面不一致，朱老师可能更加革命性。做院长这么多年，（我体会）下面千条线，上面一根针，怎么把建议转化成可执行的行动，有时候选择的不是最优的路线，不是最佳的，但是，是最稳妥的。因为领导经常跟（我们）这些院长们说，第一把事办好，第二不能出事，至于其他的，他不管。我们在选择过程中，第一这个事办了，第二怎么稳妥？所以我自己也会说这些话，积极稳妥有效安全地执行，这不是废话吗？很多人（和事）都是反着的，积极还有稳妥吗？（就像）一个经济学家的话，像货币政策，积极的政策还是稳健的政策，还是保守的政策？又积极又稳健又保守怎么可能？（但）在中国我会说，在这个位置上你必须这么做，不然的话很多东西无法落地执行，可能更多是路径上、执行上面的选择有差异。

主持人Dr.2：（与朱老师的视角不同）段院长还要更多考虑可操作性，可执行的问题！接下来我想问张泉灵老师，您第一个演讲，我是听了您特别强调互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网，包括菜板的案例，德州扒鸡、江小白、区块链。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医生这个行业比较特殊，你不能套用其他行业的互联网化规律、比如打车、团购等等，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张泉灵：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都很特殊，之所以变成一个行业就有特殊性，否则就是普适化。医生是很特殊，互联网化放在医疗服务行业当中，大家有几点特殊性？我做投资学会一件事情，我们不用一个词来概括一件事情。经常会陷入这样的争论，一边说“快刀斩乱麻”，另外一边“欲速则不达”，两边都很有道理，我们既然这么讨论问题，就得分析说，这个速度变量对于实现目的和可能造成的风险，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于你达到这个目的，到底是几个变量？速度在这个变量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对于风险的提高，在什么程度上，提到什么（样的）速度，会造成什么影响？

医疗特殊吗？一言而蔽之很特殊，但是具体特殊在什么地方？第一互联网提高效率，很大程度上是对资源有闲置的领域极其有效，比如说美团对于饭馆的提高，饭馆是供大于求的，美团增加了每一个点单店的营收，如果是闲置的，互联网起的作用非常明显，包括滴滴，极大地减少了原来司机要在路上跑空车获客的成本，可以等在一个地方直接引导。本质上互联网是对提高闲置率极其有效的。

但是医疗资源的问题，特别是好的医疗资源，是稀缺的，医生已经忙死了，效率怎么提高？是另外一个层面，不能像美团那么简单粗暴，只要做个平台接进来就能够提高效率，这个做不到，因为好的是稀缺资源，闲置的是另外一部分。所以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所以医疗领域里面怎么提高效率，不是简单工具能完全的。

第二，医疗毕竟有特别强的社会稳定的基础效应，又有医疗伦理道德的一个底线，它对于新东西的容纳性，其实不像别的行业那么方便，比如说互联网的小步快跑，之后快速迭代，不管有没有错，先把产品上线是第一位的，这就是典型的互联网思维。因为你是在用的过程当中纠错，但是医疗得先过线，所以相对创新周期就会比较长，没有那么快，成本比较高。医疗要去讨论医疗服务也好，讨论整个的医疗的器械药物几个方面也好，无论如何最后买单，整个市场上90%是在院内消费掉的。所以机构本身又变得很重要，然后机构的壁垒，发展那么多年了，大医院本身已经机构化的过程，这个机构本身是不以商业为第一要素考虑问题的。所以你要用一个商业化的力量冲破这个机构的时候，这个当中又很“拧巴”。这是为什么投资机构投到最后，都说咱们先投一批机构吧，因为90%要在机构内完成付费。最后（变成）先投机构，有了自己的机构，在里面搞医疗服务，搞新的设备，这就是复星一开始说先投资500家医院（的原因）。一进机构深似海，而且开一家机构未必能搞定，所以必须重新“量化机构”。

总的来说，医疗的确比别的互联网创新重，没有那么轻，资产也重，责任也重，技术门槛也重，是个偏重的领域。这也是为什么创新最后才会触及，（但是）我们还会相信，再重不可能躲开时代的洪流，（至于说）我就是特殊，我特殊到你的整个改革是进不了我体内，这个我不信，你只不过慢一点而已。

段涛：我来说一下，医疗行业为什么麻烦？有一个专门做质量的研究员说过，看病比航天飞机还要复杂，航天飞机弄好了模块没有问题，人是随时可以变化，太复杂。医疗机构为什么出现这样状况？第一产品是人，服务的主体也是人，人性最好的和最丑陋的地方都在这个关系当中发生。第二非标化，虽然我们有很多指南，但是多数情况下还是非标化的。第三我们服务的对象是不正常的，有病的人，身体、心理经常处在不健康的状态下，这种的情况下要用互联网的思维方式去做，或者是工业生产化商业化的方式去做的话很难。很多技术到最后，想征服医疗，结果被融入到医疗当中去。就像外族一直想征服中国，结果被中国文化同化的，但是每一个征服或者同化都会提升水平。

主持人Dr.2：问个实际的问题，回到如何解放医生生产力的话题，假如说有医生已经准备好了，想出来做自己的事情，想创业，就会面临资本不足的问题，无论是张泉灵还是段涛，现在都是投资人。您觉得具备什么样特质的医生，会得到您资本的支持？同时再把钱挣了？

张泉灵：我觉得刚才段院长说了特别好的三个标准，好技术、好服务、好人品，还得有好的名声好的品牌，这些加起来都是可以投的。当然了，作为一个单一的医生来说，要解决落地在哪，以什么样的形式，是一个人诊所的模型，还是加入到连锁品牌的机构里面去？这个大夫出来的时候，的确也是要考虑清楚的一件事情。

如果是个人诊所的模型，就涉及到你是一个独立的专科，简单说你作为一个“个体户”，你能不能完成一个相应在你的服务范围内完整的解决方案？你说我不能，这就要考虑商业模式的问题。

主持人Dr.2：同样的问题请教一下段院长。

段涛：除了那四点，医生要做创业，带领创业团队，还要看他能不能够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连续改变。医生的脑子就是这样的，（如果）永远改不了呢？如果还是固定思维模式的话，即使有前面的四个标准，但是创业（还是）不行。因为创业过程当中有很多商业逻辑要解决，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能不能有愿意改变的心态？

还有，是有没有创新？很多人谈那些东西前几十年积累的东西，做成商业模式，可能做一段时间就到天花板了。举个例子，张强不可复制，天天看到你control C，control P（指的是复制粘贴去模仿），但张强今天在北京、明天在上海，你能不能找到好的商业模式和商业逻辑做？就需要有创新意识。

我现在也是投资人，就会发现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医生出身的人，这些方面的能力是非常缺乏的，你如果（没有）一个可持续创新的能力，后面这些（老本）很快大概两到三年就见顶了，商业模式不可持续，所以愿意不愿意改变，去学习，能不能有创新的思维方式，对于医生来讲非常重要的是，什么时候能够有企业家精神、契约精神？因为医生被宠坏了，到哪都是老大。

有一个很大的三甲医院的院长，退休了不做院长了，发朋友圈说重新学习生存技能，总算会自己订机票了，以前所有人都围着他做这些事情。你如果出来创业，这些事情，基本的能力和愿意改变的心态，以及创新的能力，都不具备的话，也改变不了（什么），只能到一定的阶段上不去，你看得越多越发现可能性实在太多了。

我也觉得朱教授（上午演讲）讲的，（某些）医生理念怎么这样？这还是大医生、大主任，脑子（如果）僵掉了，不能改变，再大的医生出来也没有意义。第一没有企业家精神，没有契约精神，没有合作伙伴意识，没有团队精神。我曾经给大教授编过一个英文单词（具体细节我就不写了），有些也是骂人的话，各个字母缩写分别代表：非常傲慢，非常自私，独狼，所有的（好）事情都是自己的。这种大教授每家大医院都看得到（与朱恒鹏交换意见），我肯定不会投他们。很多的医生群体需要商业的，社会当中的，基本的思维方式、逻辑和能力的提升，不然的话，很难的。

主持人Dr.2：非常感谢两位的精彩分享，本次沙龙没有安排媒体提问环节，但是会前收集了一些问题，我非常认真地从中抽取了一个，没有十分看懂的问题，问一下现场嘉宾。《中国青年报》的董伟老师提的问题是：私立、公立同价会引发什么影响？

不过沙龙没开始之前，我和董老师沟通了一下，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是，朱恒鹏老师最近发的一篇关于瑞典的医疗服务以及价格体系的文章，文中提到，瑞典公立和私立医疗机构的服务价格是一样的。

朱恒鹏：我（这）一个文章还有后续，有一些事情没有解释清楚，瑞典的私立医院公立医院（跟我们定义不同）。中国的公立医院是错的，我们的公立医院是官办医院，国有医院对不对？公立医院在欧洲有特定的含义，他们的公立医院是房屋和硬件、个人要承担成本，（虽然）是政府给你提供的，但是政府也在计算你的成本，英国公立医院要按6%的（年）成本金算的。其他的方面和私立医院一样，（因此）你会发现公立医院得到的一个支持（的确）是政府帮你，但是政府要算成本。只要算成本，（那么）和不算成本就不是一回事，政府也会提供额外的任务，公立医院有教学任务，私立医院教学任务可以自选。成本是一样的情况下，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同价是公平竞争。对于中国，今天不能这么讲，很典型的事情，北京和上海、深圳这样的地方政府很富裕，所以公立医院大型设备都是财政掏钱，北京上海一个核磁（检查费）是一千，政府给你买的你收一千，私立医院自己买的也是一千。公立医院降价二百可以，但是私立医院降价二百是亏的。同价的问题路还很远，我们政府很多事情很难做。

这里我想补充一下段大夫讲的医生自由执业，别光写推动医生怎么执业，领导听不懂的，要让大领导一把手听懂，但这话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我现在都不提自由执业，就提放开有执照的医生开诊所，开门诊部。我获得医师资格证书了，最多再要求最近三年在临床，其实这些要求都不需要，我们为了让老百姓和领导放心，医生开诊所、开门诊部、开医院、开手术医院，我需要审批，千万别要审批，审批非常麻烦，耗死人，领导担心不审批会胡作非为，你放心，医生考证很难的，不会胡作非为的，如果你再不放心，再加上执业医生必须把个人的执业证书，个人的医疗记录弄成二维码，患者一扫就行。但这涉及到另外一条，这个二维码要社会化公司来做。

医生自己开诊所了，你做一个二维码，毕业证是哪里，同学是哪里，现在扫支付宝很方便，放开医生开诊所，放开医生开门诊部，这些医疗机构就不提取消不取消了，除了环保审批以外（放射设备引入需要环评）。就管住医生的资质必须是真的，只要是真的，医生愿意干什么干什么，如果担心医生干坏事，就必须二维码，有这两条我真的不担心医生会怎么样，这是落地的很具体的措施。现在深圳不是放开医生开诊所了，什么人都可以开。

今天面对媒体是这样，面对的普通老百姓，面对的是领导，一定要最通俗的话，太抽象的话谁都懂，实际谁都不懂，谁都接受不了。（关于积极的稳健货币政策举例略）

如果是医生自由执业方面，讲的提高医生的生产力，都与这一条有关，有了这一条不担心其他了。大医生很忙，好医生资源稀缺，信任是关键这对的，这两个放在一起，放开医生自由开医疗机构（会是）什么情况？医生会自己分成，什么样的项目（需要）你出马。大医生带着一个团队建立信任关系，形成分工，段大夫只要给顾客一个承诺，只要需要肯定是我上，但是这个过程中为什么讲医生自由执业重要？段大夫要有权利调配资源，是靠市场化，可不是（靠）段院长，院长没有权利调配资源的。

主持人Dr.2：最后让我们回到主题，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而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解放全社会的生产力，作为医生，是医疗行业最重要的生产力之一，需要带来怎样的变革呢？今天讨论得非常自由，非常即兴，希望给大家带来深入的思考，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嘉宾，谢谢各位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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