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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药科大学80周年校庆上，一群年过半百的老校友笑盈盈地站在校庆背景板前合影。

他们都是药科大学的知名校友，既有药学方面的专家、学者，也有企业的老总。 

站在C位的是58岁的孙飘扬, 其貌不扬的他是恒瑞医药的董事长，也是身价445亿的超级富豪。

当然，在这样一群身份不凡的同学中能获得众星捧月般的关注，并不仅仅因为有钱，更多的是他从一位普通的药厂技术员成为“中国药神”的传奇经历。

而他执掌的恒瑞医药，更是从一家不知名的小制药厂发展成中国医药企业中的王者，市值一度超过5000亿元。

两年后，一部《我不是药神》上映，人们从故事里中知道了“仿制药”和“创新药”的概念，也了解到彼此研发和价格上的差异。 

而孙飘扬已经在仿制药和创新药领域耕耘了26年。

1982年，24岁的孙飘扬从中国药科大学毕业分配到连云港制药厂做技术员。

同年，女友钟慧娟毕业于徐州师范大学化学系。因为老家就是连云港，她跟着孙飘扬回家乡当了名中学化学老师。 

孙飘扬性格内向，平时话不多，没事总泡在实验室，在厂里的存在感近乎为零。

有存在感也没啥用，连云港制药厂是个技术实力较弱的小厂。除了帮大药厂做做灌装和粗加工，拳头产品就是著名“三件套”：紫药水、红药水和土霉素，既没技术含量，更没啥利润。 

幸好此时的大学生还算是个“金字招牌”。

在八十年代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政策影响下，孙飘扬先是被调到市医药工业公司做科技科副科长，随后又荣归连云港制药厂任副厂长。

1990年，32岁的孙飘扬顺利转正成为厂长，可制药厂已到破产边缘，账面资金不足十万。 

性格内向不代表没想法，眼看厂里这样混吃等死不是办法，孙飘扬提出要转型生产新药，提升企业竞争力。

厂里老员工不干了，药厂是个小厂，生产点红药水就得了，哪有资金和技术研发新药？再说，万一失败了算谁的？

有时候，话不多的人往往脾气最倔强。

孙飘扬坚持自己的想法，觉得药厂混得如此潦倒，就是因为没技术，没实力，不搏一把，这个厂早晚倒闭。

在员工大会上，孙飘扬激动地表示：“没有技术，命运就在别人手里。而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孙飘扬的话很真诚，可职工并不买账。争执半天，大伙觉得反正你是领导，你说了算……要是失败了，这个“锅”也得你自己来背。

说归说，可开发什么新药，孙飘扬很犹豫。

依照连云港制药厂的技术实力，太高科技的药玩不转；可开发普通药，利润低，回款周期又长，竞争也激烈。 

找来找去，有人给他推荐了一款美国医药公司在十年前研发成功的抗癌针剂VP16。 

这款注射液对抑制肿瘤细胞有特效，在国外有较多临床应用，可国内还属于空白。

孙飘扬想到新药的市场前景有些激动，头脑一热就花重金买下这款药剂的专利。

而这，是一切故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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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等孙飘扬拿到详细的药品生产说明，他彻底傻了眼。 

这款药是针剂，对生产线和存储有着严格的要求。对比自己药厂的生产设备和环境，起码还得花一大笔资金改造才能达到生产要求。

可此时的药厂账上资金已经不足，如果VP16抗癌药不能顺利投放市场获得效益，就将濒临倒闭，几百号人都得没饭吃。 

无奈之下，孙飘扬拉着技术人员琢磨许久后，有了主意：针剂归针剂，可起作用的是其中的药物，要是开发成软胶囊剂型，同样也能保持药效。 

不得不说，他们还真是敢想敢干。且不说这样的改动是不是违反了授权，单是将注射液剂提纯为胶囊药剂，这个过程搁现在都是大工程。

孙飘扬不仅干了，还真的开发出VP16抗癌药软胶囊。

改良后的VP16药效到底如何，现在很难知晓。

可因为中国肿瘤医疗行业早听说过这款进口针剂，现在有了价廉物美的国产软胶囊，到处在疯抢，达到供不应求的状态。 

VP16抗癌药软胶囊推出市场后，连云港制药厂在肿瘤药物方面不仅填补了空白，也赚到了上百万的利润，一举翻了身。

也是从VP16抗癌药开始，孙飘扬开始意识到肿瘤药物巨大的市场“钱”景。

1992年，孙飘扬先是以厂里全年的营收120万元买了中国医科院药研所开发的抗癌新药——异环磷酰胺的专利权；接着又贷款1000多万建起了建筑面积2900平米的研发大楼。 

因为之前的胆识和魄力，厂里这次没人再对孙飘扬的举动有啥质疑，只想跟着这位“能人”再多挣点钱。

1993年，国家开始对医药进行产品专利保护，明确了创新药及仿制药的专利保护期和生产时效。

也是这年，时任罗氏制药南美区总裁的威廉·凯乐在浦东新区招商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张江附近，眼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农田。

威廉是来这里勘查地形，他们将在这里兴建面积近3万平方米的罗氏药业上海公司，而他们将成为中国“药谷”的第一家入驻外资药业。 

实事求是的说，用一句“缺医少药”形容此时中国的医疗行业并不为过，甚至中国药品市场和国外的药品市场更是两个不同维度的世界。 

创新药就先别说了。

国外所谓的仿制药一般是指对创新药的“仿制”，除了没有专利，好歹药理和药效成分差不多。

可国内的仿制药因为封闭太久，仅存不多的西药种类几乎是国外仿制药的“孙子辈”，也就是仿制药的仿制药，有的药还可能隔代更久远。

因此，改革开放后，有国外医药公司来华投资办厂，我们几乎是敲锣打鼓地欢迎。 

就连现在人人喊打的外企“医药代表”去各大医院，都是院长级别的亲自接待。不是为了钱，而是人家提供的药品确实属于碾压级别，好医还得配好药，道理显而易见。

作为刚刚起步的连云港药厂，做创新药还是做仿制药，争论还是有。

大家一致觉得还是做仿制药好，虽然利润不高，可保险啊。

孙飘扬却认为，仿制药可以让企业生存，但绝不可能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得两条腿走路，走“仿创结合”的发展路径，搞仿制药同时也得去研发新药。

这话今天看起来四平八稳，谁都会说。可在当时搞仿制药不仅风险低，利润也高，远比投入资金搞创新药划算的多。

一款创新药研发个十年八年没成效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要是碰到有力竞争者，那基本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可将这笔钱和精力投入到仿制药，不出一年就能获得几十倍的回报。

换句话说，谁都知道外资药企要来了，自己那点本事自己都清楚。 

搞创新药肯定干不过老外，这是所有人的共识。

可孙飘扬表示不信这个邪，他想从门槛最高的肿瘤药物入手，打造中国自己的创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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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孙飘扬意识到，随着谷类消费量的降低，动物性食品尤其是脂肪摄入量增高以及生活习惯等问题，整个趋势将会一直持续增高。

这背后有个令人不安的社会现实，随着经济水平提升，人民吃喝不愁，可相应的癌症发病率也陡然上升许多。 

从1970年到1990年这二十年间，国内肝癌、肺癌、乳腺癌等患者数量从之前的10%上升到了21%。

可做肿瘤药物在国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中涉及的科研和资金实力太大，研发极其困难。大企业不愿意做，因为研发风险大，市场份额又小；小企业因技术不行，想做又做不了。 

为了生存，孙飘扬一面继续做好仿制药，一面投入精力在创新药的研发上。

为了消化之前购买的异环磷酰胺专利技术，孙飘扬带着团队先后与上海医科院、北京医工所、天津药研所等机构开展合作。

1995年，经过三年的试生产及临床试验，国产异环磷酰胺获批上市，广泛适用于睾丸癌、卵巢癌、乳腺癌肿瘤等重症患者。药品还于同年顺利通过美国FDA认证，立即成为国内抗癌药一款明星产品。 

所谓“一招鲜吃遍天”，靠着这款达到国际医药标准的抗癌药，连云港制药厂从苏北小厂立即成为国内抗药物领域的“领头羊”，销售额当年就过亿。 

作为当时国企的负责人，赚钱是企业赚钱，孙飘扬自己其实并没得到太多好处，还时时担心这个职位哪天说没就没了。

就在这年，孙飘扬私下与一位香港人合资成立了一家名为豪森制药的公司。因为自己国企厂长的身份，他让妻子钟慧娟辞职接手豪森制药的业务。 

说白了，豪森药业其实是孙飘扬留给自己的后路，夫妻俩日后的资本之路在此悄悄起步。

1997年，孙飘扬推动药厂参与到当时轰轰烈烈的企业改制之中，改名恒瑞医药。

这一年，身为豪森副总的钟慧娟带领团队研发出一款抗生素“美丰”。 

作为国内独家生产的新型抗生素产品，美丰面世当年销售就突破4000万，被国家经贸委认定为“国家级新产品”。

豪森制药的成功也给了孙飘扬信心，他投入两亿巨资建立了连云港研发中心，死磕肿瘤创新药的研发。  

孙飘扬心里清楚，创新药研发是很慢，可市场潜力巨大。眼看入世在即，仿制药专利审核会越来越严，而创新药这事总得有人做，自己只要开始，就会比其他人领先一步。 

此时，借助外企带来的技术，国内药品市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仿制药大生产运动。 

国内药企通过上药交会、找大医院等途径开始慢慢崛起，哪怕有些药只赚个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可因市场需求量巨大，一样赚得盆满钵满。 

孙飘扬这时却有些犯难，搞创新药研发，钱和人都少不了，自身那点资金根本不足以应付。

不管是研发还是维持生产，药品制造行业的资金需求是巨大的，况且想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最好手段，还得靠股权激励。

这些都迫使孙飘扬开始启动恒瑞医药上市计划。

2000年，凭着在国内抗癌药物界的良好名声，恒瑞医药登陆上交所，募资4.8亿元。

拿到钱后，孙飘扬参考美国药企标准，投资2亿在上海建立了新的研发中心，从事创新药的研发工作。

正是上海研发中心的成立，推动了恒瑞医药在创新药领域的进程，旗下的产品陆续拿下国内20%的抗肿瘤药市场份额。

恒瑞才刚刚起步，妻子钟慧娟这边的发展却有些出人意料。

豪森在钟慧娟带领下，不仅开发了众多产品，还通过FDA认证，开始将药品投入到欧美市场。

如此高效的发展是因为豪森找到一条“捷径”，也就是在国外新药专利保护到期后立即开始仿制，生产国内最早的仿制药。

这种行为并不违法，反而因不用承担技术风险，又享受到产品自身的红利，利润不高可市场需求量很大。

比如影片《我不是药神》中，瑞士进口药格列宁售价高达3.7万元一瓶，即便印度仿制药也超过2000元/盒，可豪森生产的仿制药昕维，进入医保后的售价是624元/盒，立即被疯抢一空。 

靠着诸多首款仿制药，豪森这时期的销售突飞猛进，大有赶超恒瑞医药之势。 

这也给后来有人质疑豪森是恒瑞医药的“影子公司”和“药界夫妻店”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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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狼终于来了。 

随着国外药企大批涌入，老百姓拿到的药品里多了很多从没听说过的西洋名，药费也贵了不少。

许多肿瘤患者也有了不少进口靶向药可选择，但是昂贵的药价还是令每个患者家庭难以承受。

因为技不如人，国产肿瘤药物在此时还悄无声息。

对于孙飘扬来说，创新药研发一直是慢工出细活，想急也急不来，还平添了很多烦心事。 

西方药企入世后，不仅快速抢占了中国的医药市场，也盯上了靠仿制药谋生的中国药企，连恒瑞医药也栽了跟头。 

2003年，世界三大药企巨头的赛诺菲因恒瑞医药仿制自己的“泰索帝”生产了仿制药“艾素”，一纸状书把恒瑞告上了法庭。

这场专利官司前前后后打了许多年，虽然没伤到恒瑞医药的元气，却让孙飘扬不胜其烦。

好在这年，孙飘扬通过股权分置改革，通过把股权转让给管理层建立的天宇医药等民企，终于成为恒瑞医药的实际掌控者，而他也坚定了将创新药继续下去的决心。

之后，恒瑞医药几乎每年都固定将销售额的10%用于产品研发，研发投入的资金已超过30亿。 

2011年，对53岁的孙飘扬来说，算是苦尽甘来。

这年，恒瑞医药先后有五个非专利肿瘤药产品在欧洲和美国被批准上市。

创新药艾瑞昔布也终于研发成功并获批上市，这款药研发时间长达14年，耗去了大量资金和人力。 

2014年，艾坦（阿帕替尼）、硫培非格司亭等4款创新药也随之问世，成为国内肿瘤患者的福音。 

艾坦研发历经十年，是全球首个晚期胃癌的抗血管生成药物，也是晚期胃癌三线唯一标准用药，获得了国家“十一五”、“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成果。

恒瑞医药也从中获利巨大，迅速跃升为中国医药行业的百亿级企业。

56岁的孙飘扬苦熬了多年，也见了回报。 

不管孙飘扬当初研发创新药是什么目的，恒瑞医药在肿瘤创新药领域的成功，客观上能够抗衡国外同类药物的价格，也使国内患者看到了希望。 

恒瑞医药也没停下脚步，而是紧跟世界趋势，转向国际抗癌生物制剂中的明星产品，单克隆抗体中的PD-1/PD-L1生物疗法。

所谓PD-1/PD-L1，是国际上正在攻克的一种利用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杀死癌细胞的生物治疗方式。 

换句话说，通过PD-1/PD-L1的作用，机体可以重新激活免疫T细胞已被肿瘤细胞抑制的免疫作用，让癌症可以像平常感冒发烧一样，通过自身免疫力自愈。

2016年，恒瑞首个PD-1产品HCC 2L开始伦理审查，开启了我国自研PD-1的先河。两年后，恒瑞医药的卡瑞利珠单抗（艾立妥）上市。

一滴水流入戈壁荒滩，可能瞬间就会消失；但千万滴水涌入沙漠，却能再造一个绿洲。

由于国内百济神州、信达生物制药等企业加入，我国在PD-1领域和国际生物巨头的差距不断缩小，挤进了世界抗癌药领域的第一阵列。

应该说，国内药企转向创新药研发是受到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的直接影响。 

这次中国药品的供给侧改革既是对创新药审批进行优化供给，也给国内泛滥的仿制药质量有了新的评判，重新捡起提了N年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简单点说，医保机构将全国范围内大部分医疗机构的用药需求做一个大包，然后逐一分配给愿意降价的药企，从而起到一个“以价换量”的过程，俗称“集采”。 

而要达到这一采购标准，药企的药价以及药效、环保等指标都有符合标准。有些采购价直接击穿了药企的成本价，导致行业里叫苦不迭。

这次堪称中国医药行业史上最大的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加速了药企对创新药的开发力度。 

嗅到气味的资本也转向对创新药研发的关注，市场甚至出现了年薪过百万的CMO（首席医学官）职位。

这次“集采”对尚在全力攻克创新药的恒瑞医药并无太大冲击。甚至，新政不仅对其创新药研发给了巨大助力同时，还顺便帮忙清扫了一批仿制药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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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资本市场的介入，使得孙飘扬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解决心底的一个“结”。

2015年，上交所向恒瑞医药发文，针对有人举报其与豪森制药“业务线高度重合”“夫妻店”等情况进行问询。 

恒瑞医药在回复函中自然矢口否认，此事也随之不了了之。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资本啥的和他们没关系。得了重病，能有便宜点的国产药吃比啥都重要。

孙飘扬还是在这年对豪森悄悄进行了重组，改组一家名为翰森制药的公司进行控股，豪森原先的大股东宣布退出。 

而这时，人们才发现所谓豪森 “香港大股东”其实是孙飘扬的好友岑均达。

这位好友一直默默隐身幕后，不仅操盘着豪森所有运营，还通过自己持股的连云港达远和西藏达远为孙飘扬的恒瑞医药注资，一步步将孙飘扬推到恒瑞医药的实控人的位置。 

折腾半天，其实就是为了让孙飘扬夫妇牢牢把控恒瑞医药和豪森制药。

为了彻底避嫌，也为了资本市场有更多的获利，孙飘扬决定将翰森重组后单独上市。 

夫妻各自开新店，这总没啥好说的了吧。

恒瑞医药并没受到此事任何影响，凭借在中国医药领域的超强实力，股价一路上扬。

2018年6月7日，恒瑞医药创下83.29元最高股价，最高市值为3065.07亿元，成为首家市值突破3000亿元的A股药企。 

2019年6月14日，翰森制药登陆港交所，发行价为14.26港元，总市值达1113亿港元，成为H股医药龙头。

钟慧娟也因此成为中国医药界的女首富。

这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公布，孙飘扬家族以1824.3亿元排名第四，好友岑均达以452.5亿元财富值排名第42位。 

孙飘扬夫妇曾经被人质疑的“夫妻店”，现在被业界誉为了“药界神仙眷侣”。

同年，恒瑞医药营收232.89亿元，扣非后的归母净利润达到49.79亿元，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达26.09%。

也是这年，孙飘扬宣布将砍掉企业70%仿制药，专注在创新药研发上。 

上市19年，恒瑞医药的市值也接连翻了几百倍，被人戏称“药界茅台”。

左手恒瑞，右手翰森，坚持“仿创结合”的孙飘扬一跃成为中国医药界的“药神”。 

眼看自己“功德圆满”，2020年1月，62岁的孙飘扬辞去担任多年的恒瑞医药董事长职务，转由总经理周云曙接任。 

谁知仅仅一年半时间，今年的7月9日，周云曙宣布因身体原因请辞，孙飘扬再次回归恒瑞医药任董事长。

谁也没想到，短短时间，恒瑞医药市值缩水到2000多亿，销售一路下滑。 

这其中很大原因是政府新一轮的“集采”，恒瑞医药这次没熬过去。

就在孙飘扬隐退后一个月，恒瑞医药的部分药品虽然中标“集采”，可因采购价被砍得太狠，价格平均降幅超过70%，销售收入环比下滑超过50%。 

而2021年情况更不妙，先是新的PD-1创新药卡瑞利珠单抗的价格不得不降幅85%；接着还因财政部和国家医保局查账，被顶格罚款；然后本有希望盈利的两款重磅注射液没能中标，销售居然出现环比负增长。

一连串不利消息的出现，使得恒瑞市值从高位下坠，到现在只有2900亿元。 

重掌帅印的孙飘扬倒是很坦然，表示这些都是“转型过程当中会遇到的问题，任何事都是螺旋式发展，不是直线发展的”。

创业路上，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心态，风雨兼程是状态。 

中国药改还在继续，非专利药竞争降价已是大势所趋，生物制药将成为新宠。

前路怎么走？孙飘扬们可能需要重新起航。

参考资料：

4000亿夫妻，中国药神！ 华商韬略 

首富光环下，孙飘扬能否顶得住恒瑞医药的3700亿市值？虎符财经

孙飘扬逆袭之路：从利润8万小厂到净利40亿药企，长江商报

医药首富孙飘扬逆袭之路：从利润8万小厂做到3500亿帝国，e资本

孙飘扬：“中国药神”诞生记，雪球

中国药王往事，格隆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