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偏见，在学术界会更少吗？

临床研究

20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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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脱离了自己研究领域和同行评议的约束，科学家和普通人一样，观点来自本能和直觉，来自选择性观察和片面经验，因此也像普通人一样会产生偏见。但是因为有科学家身份的加持，这些偏见在传播中会被另眼相待，不明真相的人会以为科学家的观点一定有证据和逻辑支持，所以其危害性比普通人的偏见要大得多。

实验室的婚育问题

2018年2月，我休完7个月的产假，重新回到实验室。小宝宝在家，由配偶带。我每天需要泵奶带回家，在哪里泵是个小小的难题，洗手间太不方便了。

回到实验室第一天，秘书问我，是否需要哺乳室？我喜出望外，说当然要的。她指给我看一个小门，告诉我需要用的时候就来问她拿钥匙。

从此以后我每天带着吸奶器，午饭后拿了钥匙去哺乳室。这个房间很小，有一张折叠床、一把椅子、一个床头桌、两个插座，然而这对需要泵奶的新妈妈已经足够了。

后来系里请做了父母的教职员开座谈会，是Athena SWAN评选的一部分。Athena SWAN宪章于2005年制定，旨在提高和重视英国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和医学领域女性的参与和贡献。如今，英国要求所有申请国家医学研究经费的大学院系必须申报Athena SWAN奖，铜奖以上才有申请经费的资格。这个宪章从2015年开始扩大覆盖面至人文艺术、社会科学、商业和法律。

我所在的院系，Athena SWAN的负责人是一个为人直爽的女教授，粗声大嗓，在走廊的一头说话，另一头的墙壁都嗡嗡地响。她在英国读博士，在美国做博后，又来到牛津成立了自己的独立研究组。

《英文系主任》剧照

这个会有十来个人参加，唯二的男性都来自我的实验室。其中一个刚做爸爸两年，每天在实验室和家庭之间奋力寻找平衡；另一个马上要做爸爸，又兴奋又紧张，很想知道生孩子带孩子到底是怎么样的。

有的新妈妈说：感觉产假回来以后被架空了，以前自己的工作分配给了别人。有的说：合作者（中老年男性）以为产假是放假，自己生完孩子第三天，还在流血不止，就收到合作者要求她汇总数据的邮件（这个经历我也有过）。还有人说：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遇上突发的急事，只好请24小时带孩子的保姆，价钱是200英镑一天。

令人欣慰的是，大部分女性在艰难奋斗几年以后，工作和生活都渐渐回到了正轨。所有人一致同意新父母最需要的是近距离方便接送的托儿所，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大学的全面改革，当然无法办到。

在系里怀孕做妈妈的女老师都说哺乳室非常必要，有人说怀孕后期特别疲倦的时候就靠有哺乳室可以小睡一下。系里在哺乳室添置了一台微波炉，方便使用者消毒奶泵，让人觉得事情总是在一点点变好。

可是就是这样一间一次只供一个人使用的小屋子，也会有闲言碎语。有人说：这屋子说不定会被用来偷情呢。好在这样说的人，也轮不到他们做出什么决定。

如果实验室得到一笔经费招聘合同制的研究人员，最后人选由实验室主要负责人决定，但这并不表明实验室负责人可以按自己心意随意挑选求职市场上“价廉物美”的研究者。

如果一个实验室要招人，参与这一过程的人都要接受人力资源部门的培训，告知哪些问题可以问，哪些问题不可以问。无论男女，婚育计划都属于不能提问之列。好几个同事都是加入以后在慢慢相处的过程中才知道他们是单身还是结了婚。

《四十才开始》剧照

人事部门负责决定薪酬的等级，不能用比较便宜的工资雇用有较高学历者或资深研究者。人事部门也会引导面试者避免自己潜意识里的偏见，针对应试者的衣着、谈吐、国籍、族裔、性别，及性格的外向或内向。理想的研究者面试应该只关注应试者是否有能力开展工作，而不是别的。

人事部门的预培训看似都是套话，其实很有必要，因为有不少人在科研之外也另有一套关于世界上各类人的看法，通常都是偏见，有些老教授甚至偏见摆在明处，可能因为从来没有人反驳过他们。我就亲耳听过一位老教授（女性）大谈特谈如何从女性应试者的着装判断她们的性格和成就，好像她谈的是DNA转录法则一样确定不移的事。

进入大众语境的科学家的偏见

在学术界，针对女性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偏见一直存在，偶然会进入大众语境。

2005年，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一个私人性质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科学界和工程界的高级职位缺少女性是因为女性忙着带孩子，不愿意像男性一样全心扑在事业上；他还说男生和女生在中学阶段体现出来的数学和科学成绩差异是基因决定的而不是社会环境决定的。

当时在场的一半听众是女性，反响可想而知。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的校长丹尼斯·丹顿说：“哈佛校长公开做出这样的言论，令人震惊。”此事后不久，劳伦斯·萨默斯辞去哈佛校长一职。公开的性别偏见言论只是他辞职的一个原因，但是，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无独有偶，著名的DNA发现者詹姆斯·沃森，也曾发表言论说深色皮肤的人性欲更强，可能是因为黑色素的合成与性冲动有关。他也说过黑人与白人的智商测试成绩差距是遗传原因。

他的言论一经公开立即引起了科学界到公众的广泛而声势巨大的抗议，导致他在冷泉港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26年统治结束。管理层解除了他的职位，收回了他的荣誉头衔，力图将冷泉港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与沃森完全切割开来。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DNA双螺旋的发现过程中还有第三个人的参与，也就是罗莎琳德·福兰克林。沃森和克里克在她不知情的状况下偷看了她做出的数据，才推断出了双螺旋结构。遗憾的是，福兰克林过早因病去世，与诺贝尔奖无缘。分享了DNA 双螺旋诺贝尔奖的人也是近些年来才承认了她的贡献。沃森却一直极力忽视和贬低福兰克林的贡献，曾在他自己的《双螺旋》一书中批评福兰克林丝毫不注意自己的女性特质，不爱打扮，从来不用口红。

《生活大爆炸》剧照

2018年，美国路易斯维尔芭蕾舞团收到了一封愤怒的电子邮件，指责他们广告单上的剧照宣扬同性恋，说芭蕾舞团是“撒旦的玩偶”，要求他们停止向每家每户派送舞团节目的广告单。

这封邮件来自肯塔基大学医学院的一名教授罗伯托·伯利，他也是美国心脏协会期刊《循环研究》的主编。伯利用个人邮箱发送了这封邮件，但是邮件被贴到网上以后，他的职业身份很快曝光，美国心脏协会立即解除了他的总编职位，他在大学的教职则得以保留。

他在自己负责的最后一期《循环研究》中发表了长达10页的离别致辞，大谈杂志在他做主编的10年里如何得以繁荣发展，并专门写了一个“祈祷”部分，其中写道：“我祈祷分隔科学与宗教的墙终将被推倒，我祈祷人们终将认识到生物学其实是神学。”他还呼吁读者拒绝进化论，相信超自然力。对此，美国心脏学会的回应是：“期刊编者按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与学会无关。”

这几位学术界的重要人物，因为传播自己的偏见而被业界和更广大的公众狙击了，付出了一点代价。这些倒下的大佬并无悔意，可能唯一遗憾的是错过了位高权重之人随便说什么都最多只被一笑置之的“好时光”，进入了偏见会被公开批评和纠正的“新时代”。但是对他们所持的偏见指向的对象来说，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还是要克服许多由他们这种人造成的困难。如果没有那些大大小小的偏见，这些困难本可不存在。

并不只有这几个重要人物满脑子偏见，只是刚好被发现。认为女性和少数族裔不适合学术圈的大有人在。我认识的一位化学系的女教授，在自己的领域内成绩卓著。她曾经笑着提起过有次出席有政界和商界人士参与的晚宴，一个男人在喝酒交谈时过来跟她这桌上所有男性教授握手打招呼，唯独很自然地跳过了她，好像没看见她也坐在那里一样。

在公众的心目中，科学家是科学的执行者、代理人，科学法则的人形化身。科学提倡“用事实说话”，所以一般人可能会认为科学家持有的偏见较少。这可能也是一种偏见，虽然是偏向科学家的偏见。

公开说出来的偏见不是人们饭没吃饱心情不好或思想火花走火入魔，它是一株株根深蒂固的野草，地面上看不过是几片草叶，地下的根系其实交织成网，斩不断理还乱。

科学家成长和工作的环境并非真空，他们也受周围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在有同行评议监督的学术话语圈，科学家的自省可能发挥一定作用，规范在研究论文里使用谨慎的措辞。

脱离了自己研究领域和同行评议的约束，科学家和普通人一样，观点来自本能和直觉，来自选择性观察和片面经验，因此也像普通人一样会产生偏见。但是因为有科学家身份的加持，这些偏见在传播中会被另眼相待，不明真相的人会以为科学家的观点一定有证据和逻辑支持，所以其危害性比普通人的偏见要大得多。

何为“正见”？

育龄女性亲身经历过或听说过的事情，过去很少为男性所了解，即使有点了解，他们也不太在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的主体是占尽优势地位的人群——西方白人男性。在英国，1974年之前的牛津大学，38个学院中只有5个招收女生，女性只占本科生总数的16%。

自1974年起，牛津传统的全男学院开始陆续允许女生的加入，学院管理层不得不急匆匆改造大量的洗手间供女生使用。牛津最后一所全男学院圣贝奈堂开始招收女性学生是在2015年。到2016年，牛津的本科生中女性比例达到了45%。2017年，英国有13万女生被大学录取，男生只有10万。可以推测，在不久的将来，女生在所有领域从初级到高级的阶段都会跟男性平分秋色，甚至压倒胜出。

《正常人》剧照

从另一方面来说，男性的参与率和贡献率将要一路攀高的领域是家庭，越来越多的男性正在积极参与到育儿和家务劳动中去。学术界的男性，配偶常常是同行，丈夫和妻子都得兼顾工作和生活，不可能要求一方为另一方牺牲。

学术界日常工作时间灵活，男性只要有心，完全能帮得上忙。男性过去在家万事不管，孩子上几年级都不知道。现在女性也要工作和实现自我，照顾家庭不是必选项，男性如果不想放弃家庭的安稳快乐，就必须投入到家庭劳动中来。照顾孩子分担家务的男性越来越多，偏见就会越来越少。“在家带孩子很轻松”这种话，只有没带过孩子的人才说得出。

本系Athena SWAN负责人女教授的丈夫是一名物理学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因为他不需要一天到晚在实验室或办公室待着，美国产假又短，他自告奋勇承担白天在家带孩子的工作。带了两周以后，他哀叹：“还是做研究轻松多了。”

《虎妈猫爸》剧照

这种感受可以说是所有学术界妈妈的心声。更多的学术界爸爸通过艰苦育儿能跟妈妈们共情以后，才可能理性讨论年轻人在学术界发展面临的挑战，不再把男性和女性的成就和困难对立起来。

我们实验室的一位合作者、布里斯托大学的发育生物学家保罗·马丁教授曾经接受《自然》杂志的采访，讲他20多年来如何跟同是科学家的妻子照顾和教育两个女儿。

他说，有的同事认为男人不需要平衡工作和家庭，这是女人的事。恰恰因为如此，他才需要把一切说出来——困难，同情，挑战，很少被其他男性谈及的感受，以及孩子长大成人的欣慰。他的大女儿只有三四岁时，他会带她去“伦敦果蝇俱乐部”跟其他研究果蝇的科学家开会，后来他翻到了女儿当时画在某些论文上的果蝇，百感交集。

《小别离》剧照

有“偏见”，就有“正见”。在学术界的聘用和发表体系中，何为“正见”？在理想情况下，有志从事学术工作的人，从进入学校接受研究训练开始，他们的天赋才能和成就会一直接受系统的评估。做学生的时候是导师组，之后是评审自己论文和经费申请的人，同事同行。

然而，只凭才能和成就说话，就真的公平吗？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之所以敢于在一半听众是女性的场合说出女性在工程和数学领域占有的高级研究职位不如男性多，是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持有的是“偏见”，而是“凭成就说话”的“正见”。这个“正见”的基础非常薄弱，只是他的个人观察。如果是任何一个学生在阶段报告中做出一个这样的从现象到机理的飞跃，肯定会被导师组共同批评。

具备了一定的基本逻辑和公平理念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指出哈佛校长在哪里犯了错误。传统的社会角色分工和生理怀孕育儿职能决定了女性在照料家庭和育儿上比男性投入更多时间，这是她们进入高级研究职位的一个障碍，并不是她们先天能力差，更不是她们活该就得照顾家庭。如果男性和女性分担同样的家务和育儿时间，假以时日，学术界的女性的才能和成就都能达到与男性相当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