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赵孟

编辑 | 翟瑞民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在涉及人口的多项数据中，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情况并未公布，这引发外界关注。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26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

在人口学界，生育率是衡量生育水平，推算未来人口走势的重要指标。总和生育率即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数。一般认为，每对夫妻需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代际平衡，即人口规模不增不减，2.1也被称为生育率更替水平。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一些人口学者根据2021年的出生人口等数据推算，2021年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在1.1-1.2，属超低生育水平，这意味着未来人口形势更趋严峻。

人口经济学家左学金向界面新闻强调，生育率水平是判断人口形势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按照1.3的生育水平计算，“相当于10对夫妻，最后生育出6对夫妻”；而一些大城市的生育率目前只有0.7多一点，“仅相当于3对夫妻生出1对夫妻”，即第二代人只有第一代人的三分之一，第三代人只有第一代人的九分之一。因此一旦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人口规模将按几何级数缩减。

人口学专家黄文政认为，如果生育率按1.2计算，每一代人，即25-30年的时间内，出生人口将萎缩44%。如果生育率一直处于1.2的水平，那么总人口也将以每25-30年减少44%的速度萎缩。他解释，中国人口目前还没有负增长，这是因为早年在高生育率下出生的50后到60后依然在世。等到60后开始老去，中国人口也可能急剧萎缩，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1月17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在分析2021年出生人口减少的原因时认为，一是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2021年，15-49岁育龄妇女比上年减少约500万人，其中21-35岁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减少约300万人。二是生育水平继续下降。近年来，生育观念有所变化，婚育年龄也在推迟，加上其他一些生育成本提高方面的因素，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是有所降低的。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也推迟了年轻人的婚育安排。国际上多项调查研究发现，疫情发生以来，多个国家和地区生育水平有所下降。2020年，日本出生人口比上年减少，韩国出生人口也比上年减少。

但是，宁吉喆也表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人口总量将保持在14亿人以上。

三孩政策实施以来，如何鼓励生育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2021年底，任泽平、梁建章、黄文政等人发表《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版》，建议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鼓励生育手段，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鼓励生育基金”。

对于钱从何而来的问题，2021年1月10日，任泽平在微信公众号“泽平宏观”发布《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建议“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让未来更有活力，而且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和地方负担。”

这一建议引发很大争议。界面新闻采访的多位经济、人口学专家表示，该建议“初衷是好的”，但在操作层面还需要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需要充分论证。他们认为，增加货币供应量有严格的法规约束和操作机制，过去央行并没有因某项社会事业而专门“印钱”的先例，因此该建议变成现实的可能性较小。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系教授、财税专家林江告诉界面新闻，生养成本高昂确实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但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生育属于金融手段，在不少发达国家，中央银行与财政部之间都有一道“防火墙”，理论上中国央行也不会随意“印钱”。

林江表示，现有经济模型很难准确测算未来的通胀情况，而一旦“印钱”闸门打开，“如果生孩子可以通过印钱解决，那其他需要花钱的地方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印钱解决呢？”

任泽平等此前还提出，一定要抓住1975年-1985年出生的人还能生的时间窗口，抓紧出台鼓励生育基金，“再不出台就晚了，不要指望90后、00后”。对此，左学金表示，一些人口学者并不认可生育主力是“75后”和“80后”的观点，她们已渡过最佳生育期，鼓励的重点应该是“90后”和“00”后，“如果现在不指望90后，00后，以后怎么还能指望10后，20后呢？”

参与起草“生育基金”建议的人口学专家黄文政告诉界面新闻，目前各地政府推出的诸如生育贷款、增加产假、补贴等措施用意很好，但难以奏效。这是因为生育无论对个人、企业还是地方短期内都是代价而不是收益。但出生人口持续下滑的后果是，长期经济发展将停滞并最终持续性萎缩，社会愈发内卷，生活水平相对下降。因此，稳定出生人口真正受益的是全社会。谁受益，谁投入，所以鼓励生育只能在国家层面来做。

左学金对在短期内鼓励生育的效果持保留意见。他介绍，韩国是生育率最低的东亚国家之一，每任韩国总统都在鼓励生育，但鼓励的效果并不理想，韩国的生育率已跌到1以下。他认为，生育率的提高很难在短期内实现，一方面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观念的改变，形成的生育惯性难以扭转；另一方面是个人对人口危机感知具有滞后性。他认为，提高生育率不是光“发钱”就能解决的，而应该在托幼服务、学前教育、教育、住房、就业、女性权益、生育文化等方面构建一个支持生育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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