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锐

在中国的城市中，上海真的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许多老一辈的人，习惯用一个特殊的名字称呼上海：大上海。

翻一翻中国的城市，能以“大”来冠名，并获得全国人民认同的城市，似乎只有上海一座。如果去拆解这个“大”，可能包括很多细致的指标。

比如，它的城市面积要足够大，它的人口数量和密度同样要大。它对周边地区、乃至全国，都有足够的正面辐射作用，在经济、产业、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在各个领域，它都必须是高地一样的存在。

上海，恰恰正是一座这样的城市。

上海是一座真正的大城市。

在上海，居住着2490万人。在辞典、百度百科、对外宣传，甚至列车到站广播的介绍中，总能听到这样的介绍：

上海，中国长三角经济带的龙头，中国最大的经济、工业、金融、外贸、航运中心城市。

这是有实际数据支撑的。

2021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32万亿元，是中国最高的城市；人均GDP17.36万元，在内地仅次于北京，是江苏省人均GDP的1.26倍，广东的1.77倍。上海早已迈入发达经济体之列。

2021年《全球城市500强》的排行榜上，上海排名第九位，领先于香港。

在更多的数据角度上，可以看出上海经济之强，以及对中国经济之重要：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2年蝉联世界第一，2021年占全国总吞吐量近17%。

上海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总市值2020年居全球第三位，是深交所的1.3倍。

2020年，上海生物医药产业中，创新药获批上市量约占全国总量的1/3。

上海人工智能产业集聚了全国约1/3的人才。上海引进外国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第一。

这样的上海，如何突出它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上海，是一座上天厚赐的城市。

坐拥天然的深水良港，上海的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

从全球范围来看，风平浪静的深水港是极其稀缺的资源。如今，只有吃水达到15米的港口，才能停泊庞大的第六代集装箱轮船。

目前全球只有28个深水港，这些深水港大多发展成了贸易发达的国际城市。非洲地区虽然海岸线漫长，但由于缺少深水港，大大制约了其经济的发展。

中国共有8个深水港，上海港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2021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4703.3万标箱，几乎是深圳港的两倍，连续12年蝉联世界第一。去年全年，上海口岸进出口10.09万亿元，刷新纪录，全球最大贸易口岸城市的地位益发稳固。

上海同时还是第三大国际空港。2021年，浦东机场出入境货机7.8万架次，进出口货邮吞吐量373.06万吨。

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进口汽车、钻石、葡萄酒、乳品，约一半进口化妆品、医药品、医疗器械，超过60%的进口服饰，70%以上的进口手表等，都是经上海口岸来到全国消费者手中。

2021年，长三角省市企业经上海口岸进出口8.18万亿，占口岸进出口总值的81.1%。

可见，上海港的平稳运行，不论对于长三角，还是对于全中国，都至关重要。

2022年3月29日，运载服装的巨型轮船停靠在洋山无人码头。这个码头人烟稀少，集装箱装卸运输几乎完全依靠智能化的自动机械进行操作。

即便是在疫情期间，上海港口的货运量依然有增无减，因为这里运转只要有少许的停歇，都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经济齿轮的运转。

洋山四期无人码头，使用的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智能管控系统，它是中国唯一拥有“中国芯”的自动化码头，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上海掌握这样的自动化技术并不奇怪，因为它的人工智能领域处在全国龙头位置。

智能装卸、智能运输，离不开智能驾驶，智能驾驶又需要卫星导航系统。北斗三号卫星系统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在卫星导航领域已经追上了美国，成为国人的骄傲。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北斗在全世界范围的自动化应用，高度依赖于上海。

在上海高泾支路，有一个不起眼的园区——“中国北斗产业技术创新西虹桥基地”，汇聚了国内最有名的北斗导航研发企业，推动着北斗的智能化应用。

如上海司南导航卫星技术公司，自主研发的北斗高精度导航产品和软件，已广泛应用于智能农机、智能测绘、智能施工、无人机自动驾驶，产品覆盖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0年，上海市人工智能重点企业产值实现2246亿元，较2019年增长超过50%，增速明显。

上海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异军突起，和它近年来在科技上的高投入密切相关。

2021年，上海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市GDP的比重达到4.1%，是全国平均值的近两倍。

充足的经费支持，使上海成为了一个科技人才汇聚的城市。在这里，两院院士多达178人，数量仅次于北京。

2021年，上海科学家在《科学》《自然》《细胞》三大期刊发表论文124篇，占全国总量的32%。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34件，而全国平均只有7.5件。

凭借强大的科技投入和人才储备，上海在多个制造业领域都走到了全国一线梯队。近十年来，我们国家叫得响的科技成就，几乎都有上海的影子。

2007年2月，国务院批准大型客机研制重大科技项目正式立项。2008年5月11日，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它是中国实施大型客机项目的主体企业。

中国商飞为什么选址上海？因为上海拥有最丰富的大型客机研发、制造经验。

上海飞机制造公司成立于1950年。70年代，上海飞机制造公司成功研制了中国第一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客机“运十”。80年代，它又与美国麦道飞机公司合作生产了35架MD82/83客机。

“运十”项目由于当时中国的科技实力不足，最终不幸下马。如今，随着中国制造业整体实力的提升，当年“运十”没有完成的中国大飞机梦，要由C919来完成。

而C919总装制造任务，再次落在了上海飞机制造公司的肩上。

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是由上海的江南造船集团建造。此外，江南造船还建造了中国首艘055型万吨导弹驱逐舰。

中国首台自主设计研制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总设计师徐芑南院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蛟龙号的关键研发项目，也是由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完成。

天宫一号和神舟九号的推进舱、资源舱结构、总体电路设备等，则均由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研究完成。

此外，全球首条超公里级高温超导电缆商业项目，由国网上海电力公司承建。

可以说，中国制造上天、下海、入地，都有上海研发的影子。

另外，国人最关心的“芯片卡脖子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上海的一亩三分地。

2000年，晶圆代工“教父”级人物张汝京，来上海考察。当时上海市长徐匡迪带着张汝京来到浦东，力荐他落户张江。

徐匡迪的推荐确实有先见之明。虽然当时的张江科技园区还大多是菜地，但是仅十年后，园区就构筑起了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软件产业的发展框架。

就集成电路而言，这里汇聚了主营芯片设计和制造的中芯国际、上海兆芯、展讯、芯原微电子等超过200家知名的集成电路企业。2020年产业营收规模达到1027.88亿元。

不只是张江，上海其他产业园区的发展，也大多领先于全国。2021年，上海首批26个特色产业园区，地均产出超过了180亿元/平方公里。

由于科技和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加上便利的贸易条件，上海已经成为了最吸引外资的城市。截至2020年底，上海累计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71家，外资研发中心481家，数量居全国第一。

随之而来的是，上海成为了外国人最青睐的中国城市。

截至2021年，在上海工作的外国人数量为21.5万人，占到了全国的23.7%，核发外国高端人才工作许可证数量约5万份，引进外国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第一，连续8年蝉联“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

除了科技、制造、贸易、投资之外，上海最为公众所了解的，恐怕就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1991年2月18日，87岁的邓小平来上海浦东视察，当时他语重心长地对周围的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要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这是小平同志对上海金融地位的精准概括。

上海后来的发展，果然不负总设计师的期望。

全球最权威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指数（GFCI）显示，2016年，上海国际排名是第16位，2017年达到第六位，2020年位列第四，2021第三，2022年第四。

今年，排在上海之前的是纽约、伦敦、香港三个城市，北京和深圳则分别位列第八和第十，和上海差距较大。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头部位置已经非常稳定，而且距离前三名的得分差距非常微小。

2020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2274.8万亿元。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总市值居全球第三位，是深交所的1.3倍。筹资额、股票成交金额分别居全球第一、第四位。债券市场托管规模居全球第二位。

上海黄金交易所场内现货黄金交易量，也连续14年居全球第一位。

上海期货交易所多个品种交易量居全球第一位，已跻身全球第三大原油期货市场。

上海是一座得天独厚的幸运城市，但也是一座历经磨砺的沧桑城市，更是一座能翻越荆棘的顽强城市。

早在晚清的1869年，上海就已经超越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贸港口。

到1894年，上海已经成为全国的工业中心，是当时中国唯一的“超一线”城市，在纺织、船舶、造纸等领域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

1911年时，外资在上海的工业资产已经比1895年增加了十倍以上，纺织、面粉、机器等民族工厂展现出强劲的国际竞争力。

用当时美国《时代周刊》的话来评价上海非常贴切：“这个城市不靠皇帝，也不靠官吏，而只靠商业力量发展起来。”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跌入低谷。大量工厂毁于日军炮火，商业萧条。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穷二白，上海凭借百年的工业沉淀，无私地为中国经济扮演起了“超级奶爸”的角色。

21万工人从上海走向全国支援工程建设，他们中许多人留在了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从上海调往各地的工业产品高达190亿元，接近上海全部商品产值的八成。

企业上缴利润大幅提高的同时，上海投入自身建设的资金却非常少。一五期间上海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仅占全国总投资的2.2%，与占全国近两成工业总产值的实力严重不符。

尽管付出了很多，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凭借上海人的顽强劲，到1966年，上海工业总产值依然较十年前增长了31.6倍，年均增幅高达10.6%。

到1966年，上海建成了以机电、钢铁等重工业为主，生产门类基本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当时上海的综合工业实力甚至媲美台湾、香港。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小平同志的“一着活棋”，更是让上海生机盎然地快速发展起来。

上海老百姓有句老话：“拿工资生活，就要对得起这几张钞票。”

凭借百年工商业积累下来的“重规矩，守契约”的上海精神，凭借百年工商业积累下来的经验、基础与能力，凭借全国人民对于上海的热爱、融入与建设，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开启了GDP的高增长时代。

如今，疫情严峻的上海，牵动着每个中国人的心。但回望历史，无论多少风雨，英雄的上海，总是能够重放光芒，以“大上海”的面貌，永不停止向前的脚步。

在这一点上，上海如此，中国更是如此。

本文来源于深圳客 ，作者圳长

现在的上海很难很难。但现在社交媒体上却兴起一股“沪黑风”，挖苦、嘲讽甚至羞辱上海，从数落上海前期的“精准防疫”，到嘲笑上海人所谓的“精致生活”，对于一个曾经的优等生落水了，似乎有点幸灾乐祸。

灾难面前，我们要有基本的同理心。对于上海，我们更是要保持足够的尊重和支持。不管上海现在如何，她都与我们的现代生活息息相关。我们现在赖以立足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都是近一两百年经由上海滩发展传播而来。

上海的故事，就是你我现代化的故事。

如果从青浦崧泽遗址开始讲起，上海的故事可以讲6000年；

如果从1843年上海开埠讲起，上海的故事也讲了180年；

如果从1990年浦东开发讲起，上海的故事讲了三十多年。

在这个特殊的当下，上海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上海有多重要

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在中国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上海面积不大，只有6340.5平方千米，但是GDP数十年来一直位居中国城市首位，2021年达到4.32万亿元，人均17.36万元，在内地仅次于北京，是江苏省人均GDP的1.26倍，广东的1.77倍。

2021年上海进出口总值达4.06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出口1.57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二。

2021年上海工业总产值4.4万亿元，坐稳“中国工业第一城”位置。

2021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700万标准箱，连续12年位居全球第一。

2021年，上海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市GDP的比重达到4.1%，是全国平均值的近两倍。上海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34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

2021年，上海科学家在《科学》《自然》《细胞》三大期刊发表论文124篇，占全国总量的32%……

2021年，长三角省市企业经上海口岸进出口8.18万亿，占口岸进出口总值的81.1%。 

不仅长三角与上海唇齿相依，全国经济与上海的密切程度也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从进口来说，70%以上的进口手表、60%的进口服饰、约50%的进口化妆品、医药品、医疗器械等、约三分之一的进口汽车、钻石、葡萄酒、乳品等，都是经上海口岸来到全国消费者手中。

2021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超过2500万亿元，集聚了种类最齐全的金融要素市场及数千家金融机构，中国经济运行的血液从这里源源不断泵出。

上海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在于体量庞大，而是产业门类齐全并位于产业链上游，对全国其他地区形成辐射。作为我国制造业实力最强的城市，上海不仅有汽车、钢铁、专用设备制造、高端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制药、纺织等传统的优势产业，而且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5G、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等新兴领域也有很强的竞争力。

虽然北京在京津冀、广州深圳在珠三角都有很强的存在感，但是在其他地区的密切程度都比不上上海，而且在京津冀、珠三角内部，上海都显示出其强大的辐射能力。

据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唐子来教授等人关于城市关联度的研究，上海在长三角的中心地位是当仁不让： 

北京在京津冀地区也具有绝对的中心地位，上海居于第二位 

在珠三角，无论是广州还是深圳，都没有取得绝对的中心地位，而上海居然是深圳第一关联城市。 

可见，上海已是中国经济的定海神针，中国经济齿轮的运转已离不开上海。 

何以是上海

上海的特殊地位显然来自于大江大海造就的地理区位优势。长江与大海，在上海这里交汇，也在这里交锋，尤其在近一两百年来演绎了中国近代波澜壮阔的图景。

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中国被动打开国门，五口通商。

五口之中，以上海条件最好，发展也最为迅速。1844年，英国公使实地考察了四个新晋的通商口岸，认为“宁波密迩沪埠，商业难以发展。至于福州，则河道险阻，缺点复多，对欧贸易希望殊稀。”“厦门稍好，亦不及上海。四口中为上海为最善”。

上海有非常好的内河航运和海运条件。黄浦江上游和苏州河上游连通着江南的水网，形成了非常发达的内河航运系统。上海更有利的位置是江海之会，南北之中。上海处于长江的出海口。通过长江及其支流，上海可以连接整个长江流域，具有最广阔的腹地，上海大致处于中国海岸线的中间，气候条件较好，冬天不冻，夏天受台风影响较小。这样的位置既便于进入太平洋，并通往世界，也便于世界各地通过上海进入中国，并联系南北各地，或通过长江深入内地。

内通沿江诸省，外达南洋东洋，南来北往，气候适宜，上海地理优势十分突出，因此在开放通商口岸后，迅速取代广州港的贸易中心地位，直到今天。

到了1869年，上海对外贸易额已远超过广州，进口货值是广州的 9 倍，成为当之无愧的远东第一大港。 在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之际，上海阴差阳错又赶上这波技术浪潮，从而把自身又推到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农耕文明与工商文明的交汇点上。“海派文化”由此而来。

葛剑雄认为：

“租界是侵华基地，也是冒险家的乐园。世界上任何想侵略或影响中国的势力，都会先进入上海租界……租界是中西文化汇聚的地方，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实验室。无论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大多是先从上海引进，在上海实验做出示范，然后再推广到全国。”

1864年,上海出发的洋枪队在苏南把太平天国打得丢盔弃甲，让清军统帅曾国藩见识了西洋枪炮的厉害。这时第一个从耶鲁毕业的中国人容闳向曾国藩进言：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之基础。 不过，国产枪炮并未挽救大清，真正带给民族未来的，却是江南制造局的副产品——

江南制造局设有翻译馆，由外国学者口述，中国文人润笔，力求翻译严谨且易懂。逻辑、遗传、神经……等诸多今天常用的科学名词，都是当时敲定的，而且涵盖了数学、化学、机械等几乎所有科学，成为滋润中国几代人的精神源泉，梁启超呼吁年轻人“不可不疾读”。（储松竹《上海的工业之路通向何方？》）

甲午战争战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让西方资本可以利用最惠国待遇兴办实业，于是外资纷纷在上海开建工厂。

同时，实业救国成为当时民族资本的一个潮流，上海出现私人设厂热潮，一批较有资力的商人、买办、官僚改变原来固守商品流通领域的做法，逐渐把投资重心转向近代工业、航运、金融等业。

工商实体的发展推动清政府主动改革社会经济体制，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商人通例》和《公司律》。此后又陆续颁布了《奖励公司章程》《奖励商勋章程》等相关法规，以扶植官僚资本主义企业。

经济发达也吸引大量人口来到上海，上海人口从开埠时的50余万，到1900年突破100万，到1915年突破200万，其中70%以上是移民或移民后代。

中国社会传统的观念和秩序已经不能适应工业、商贸发展的需要，甚至成为阻碍，而在上海这个华洋交汇、五方杂处的地方又特别容易冲破传统观念和秩序的桎梏，从传统重农轻商、贱商观念转变为重商、商本观念，从尊崇身份等级秩序到社会平等观念，从崇理节欲到肯定人性欲望的正当性……这些新观念、新道德与工商经济相辅相成，推动了上海市民社会的兴起，也使上海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生活最时尚的地区。

随着其他通商口岸的繁荣，上海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开始风靡内地，成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的滥觞。据19世纪90年代初的记载：“道光季年，中外通商而后，凡西人之以货物运至中国者，陆离光怪，几于莫可名言。华人争先购归，以供日用。初祗行于通商各口岸，久之而各省内地亦皆争相爱慕，无不以改用洋货为奢豪。”

男女平等的观念也在上海率先萌发。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走上社会独立谋生，上海社会对于女性社会角色和男女地位关系的认识也发生变化，认为传统对于妇女家庭角色的规范是不合理的，主张男女并立并用，支持妇女走上社会就业，发挥聪明才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长莉教授认为：“晚清上海商业化的发展，为人们从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和条件，因而吸引人们纷纷从商。商人财富的增加所带来的地位上升，自然引起了与其他社会阶层相互关系的调整，因而出现与士阶层地位关系的升降更替，并使商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规则——即以钱衡量人的价值，取代以往身分价值而上升为社会普遍性的交往规则，从而形成了能力功利主义的近代社会平等观念。”

到1933年，上海人口达到350万，是世界第五大城市，工业产值达到7.27亿元，占全国40%-50%（当时关内主要省份内资工业的总产值是15.69亿元），产业工人数量也占到全国40%以上。

那时的上海已成为一种新生活、新文明的代表。易中天说，上海文明中的核心内容和合理成分，恰恰是新时期的文化精神，成了那些不安分于传统社会、决心选择新人生道路的人的“希望之邦”。

当然，当时上海的这条现代化之路也不是没有争议。不过，与之对抗最强烈的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传统文化，而是内陆思维基础上出现的一种激进主义。这种保守、封闭的思想，自然与上海市民社会的契约观念、合理主义等激烈对抗，也与发展市场经济和走向世界相抵触。

相反，内地传统士绅在上海来的新事物新潮流基本持包容态度，在四川安仁，更是几乎全盘引进上海的文化和时尚，包括建筑、景观，堪称一个小上海。

再造“上海港” 

以商兴港，由港兴市。作为一个在港口上崛起的城市，上海把港口建设看得比什么都重。 上世纪九十年代新一轮全球化如火如荼展开，其两大特点分别是：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产业链在全球布局。当时上海浦东的开放正好赶上这一轮全球化，大量资本涌入上海。 

然而，上海面临的一大问题是，上海没有深水港，不能停靠大型船舶，那就意味着全球化的产业链难以在上海铺开。这就不仅仅是丢掉国际航运中心的问题，可能连工业制造中心、金融中心都要受到损害。

以前新加坡就曾是全球第一大海运中转站，使得新加坡单靠这一优势就让经济迅速崛起，金融、贸易在东亚举足轻重。 对于当时的上海来说，没有深水港，也要造一个深水港，这样才符合上海的战略定位。好在离上海不远的浙江舟山的洋山岛，是一个天然的深水港。上海只需要修建长长的跨海大桥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像广州南沙那样，从淤泥中挖出一个深水港。

2005年12月10日上海洋山深水港开港，它行政区划属于浙江省舟山市的嵊泗县，在业务上属于上海港港区。这个模式算不上创新，但是对于上海意义重大，上海从此有了自己的深水港。2020年洋山港完成四期无人码头建设，总共耗资超过700亿元，使用的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智能管控系统，它是中国唯一拥有“中国芯”的自动化码头，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十几年前上海市委书记曾经发问，为什么上海没有出现像腾讯、阿里这样的互联网企业？“互联网之问”一直是压在上海官员心头的石头。2016年上海率先提出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构想，2017年发布全国第一个工业互联网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7月10日，上海市政府与美国特斯拉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上海市政府表示将积极支持特斯拉在上海设立子公司和电动车研发创新中心。

2020年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的建成投产，标志着上海的数字化转型进入一个新阶段。

上海引进的不只是产业链，而是一场智能制造革命。因为特斯拉不仅仅在技术上领先，而且在生产工艺、流程等生产方式的革新，使特斯拉品质效率都得到大幅提高。 

特斯拉生产模式，是对美国传统制造业的又一次提升与创新，其意义堪与福特流水线革命相媲美，使美国制造业重新站到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沿。中国制造业在过去二三十年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称誉，但基本是建立在人口红利的基础上，在人口红利逐渐丧失的当下，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不可避免，如何借鉴学习西方企业成功之道就至关重要。 因此，上海引进特斯拉，可与当年容闳从纽约带回那批机床相比。

容闳的眼光，让上海走在中国工商文明的前沿，而上海的工业互联网，则把中国带到信息文明的路口。

信息文明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智能化，更是结构上的扁平化、相当程度的去中心化，因此与传统金字塔结构的社会模式还会有相当长时间的激荡与磨合。 从农业文明迈向工商文明，是能量的大爆发；从工商文明跃升到信息文明，则是智能的大爆发。180年以来，上海始终站在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前沿，虽然会遭遇低谷，但在关键时刻，上海总不会缺席。 

现在，上海遭遇的困难和危机是暂时的，激动人心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奥密克戎究竟想告诉上海什么

作者：秦朔

我们2500万人，不能白上了这一堂已经上了几十天还没上完的大课。

一直被视为抗疫模范生的上海，此刻正在巨大的疫情压力下努力前行。

据市卫生健康委通报，截至6日9时，这次疫情全市已累计排查到在沪密切接触者134745人，均已落实管控，其中117885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正在检测中。

在老家的母亲看到上海的成千上万的数据，说“吓死人了”，嘱咐我们一定不要出门。很多朋友包括外地一些政府部门的朋友也问，上海到底怎么了？

不用回避，这确实是上海多年来少见的一次危机。危机在多个层面显现，加上疫情已开始外溢，引发了不少负面舆情，上海的形象饱受争议。

虽然每个上海人在疫情中的处境并不完全一样，因此各有各的感受和情绪，但我相信，大家有几点共识是一样的：希望疫情早点过去；希望保护好人民特别是相对弱势群体的安全与健康；感谢方方面面的付出特别是第一线人员的辛劳；希望今后再发生不测危机时，上海能应对得更好。

作为新上海人的一员，我也有几点思考和大家分享。我的出发点是，奥密克戎想给我们上一堂怎样的课？究竟想告诉上海什么？我们2500万人，不能白上了这一堂已经上了几十天还没上完的大课。

海纳百议，虚心学习

上海的城市精神之一是海纳百川。这一次，我们要海纳百议，海纳百论。要真心实意地，虚己受人，从谏如流，千万不要浪费这场危机。

网上有很多建议，也有很多批评、嘲讽的声音，有的很难听，甚至很极端，我们都要听，要归纳整理，当成教材。

上海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什么异议了，平时听到的基本都是好的。这当然是因为上海各项工作做得确实有声有色，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各项中心功能发挥得很不错，但慢慢地，也会让我们觉得上海就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城市，一座台风来了都总会绕着走的魔都。

上海从2003年抗击SARS开始，建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管理雏形，现在加上数字化精准管控，以及极富专业精神的医疗和公共卫生队伍，之前大大小小十几次抗疫都做得非常精准，所以我们都很放心，觉得上海的管控能力“独步天下”。

在这种情况下，谁来教育我们呢？自我教育是很难的，奥密克戎这股外力就来了。它要拿中国最大的城市、管理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来上课。上给我们看看，看看有多少问题。

上海要做一座学习型城市，学习型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而且必然也是将来时。

“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恩格斯这段话，值得好好体会。

居安思危，补牢短板

上海也是一座追求卓越的城市。我们想到上海，往往都是百年风华的外滩和陆家嘴的“三件套”，是高大上的摩登生活方式，是中西荟萃人才汇聚。但这次奥密克戎危机，则让我们深刻意识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重要性，没有了安全，一座空空荡荡的城市，对我们每个人也就失去了意义。

要居安思危，企业管理中有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情景规划”，制定预案。1971年壳牌石油成立了情景规划小组，发展出“能源危机”的情景，想象一旦西方的石油公司失去对世界石油供给的控制，会发生什么，该怎样应对。他们随之开始在更多地区进行多元化油气资源的投资。1973年至1974年冬，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石油禁运，壳牌石油成为唯一能抵抗危机的大型石油公司，从当时“七姐妹”（世界七大石油公司）中的“丑小鸭”一跃成为第二大石油公司。我们的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也可以作为借鉴。

此次疫情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少短板，而在过去可能是被忽略的。

就我和亲戚朋友的交流看，在全域静态管理后，保供应相对困难的地方，多是出租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我一个朋友的小区发现一套房里住着14个快递小哥，由于人口登记不全，就拿不到什么物资分配。也有一些地方保供应不及时，物资发放不到位，和基层组织要管理的人口太多，捉襟见肘有关。遇到危机时，我们城市就会很强地凸显出不少弱势的、有无力感的群体，他们居住地环境的照片发在网上，甚至被认为是“四五线城市”。

要服务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需要很多快递员，骑手，便利店超市的打工人，保安保洁保姆，交通、物流、建筑、城管、医护等行业的临时工，他们已是社会离不开的群体，但关于这些非传统单位就业者的保障、管理、服务、培训等都很不够，估计相关信息也很不完整。这是疫情防控中的一个难题，也是城市进行有效管理的短板。这里特别要说的是，补好这块短板，绝不是要抑制他们，而是要切实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行为规律、急难愁盼，更精细地服务好他们。因为上海时刻都离不了他们。

从推动共同富裕的角度看，关心和帮助城市中相对弱势的群体，也是非常必要的。

夯实基础，人人有责

此次疫情，基层人员压力极大，一线矛盾也最多，他们身心俱疲，依然坚持奋战，他们就是城市治理的基本盘。在当下，各级干部要切实为基层减负、分忧、增能、打气，但控制住疫情之后，则要认真研判此次基层出现和暴露的问题，从权责、任务、流程、条件、能力、支持等方方面面夯实。“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是为至理。

从我个人的观察看，此次抗疫上半场，还是存在一些不够严、不够紧、不够细的地方，有些滴滴答答。例如3月12日开始就组织开展了三轮核酸测试和一次抗原检测，但相当一部分措施没有完全落实下去，封控措施不严格，筛选筛查的覆盖面不全，有的封控小区明确足不出户，但小区内还在自由活动，还有跳广场舞的，有的密接、次密接者还可以跑出家门。有的核酸检测缺乏秩序，间隔太近。有的采样一结束，没等结果出来，任由大家自由活动。3月27日晚的浦东抢菜也是一个教训。

这些问题本质上还是我们大家都有些轻敌，或者真的把上海当成了“金钟罩”。现在我们才意识到，除非每个人都成为基础，都严格遵守秩序和规定，否则城市是没有什么“金钟罩”的，那些“金钟罩”没有我们去协防可能都是窟窿。

基层工作人员就那么多，不可能什么都看到、管到、服务到，只有人人有责，自觉担责，自己当好自己的守护神，自己把自己当成城市的第一道防线，基层才会减少压力，把精力主要用于应对大的困难和压力上。

这不是说基层自身的问题不要去反思，但我想大家都看得清楚，我们一起努力，一起紧一紧，才能最后一起赢得自由。这是一场团体赛，每个地方都不能掉队。

我们小区有300多户人家，此次抗疫中大家有一点感到特别温暖，就是互助。虽然只是在检测、志愿者服务、社区团购等过程中有所接触，但得知谁家有困难，立即就有人主动提出帮助，不少人相约疫情后要互相走动走动，志愿者也相约将来都穿上“大白”去聚餐。这种自发的、内生的力量，可以也应该成为上海今后夯实治理基础的强大助力。

科学抗疫，未雨绸缪

此次疫情，围绕清零还是共存，以及如何清零、如何共存，有很多的争议。很多内容的水平非常高，摆事实，讲道理，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科普。

我想当下我们的共同任务，就是众志成城，坚决按照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强有力地推进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尽治，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上海也正在这样，团结一心，共克时艰。

与此同时，我也经常在想，如果我就是奥密克戎，现在出现在上海，和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出现在武汉，其含义会一样吗？2020年的病毒致病性很强，现在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扩散性很强、很快，但致病性相比起来已经很弱了。这就是身在上海，我们对病毒本身并不怎么紧张的原因。这也是有客观数据和一线医务专家的现身说法为证的。

病毒早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它在不同时间出现在不同空间，折磨人也在训练人，教育人，让人变得更聪明，更有智慧。《淮南子》有云，“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我们在举全国、全市、全民之力这方面很突出，但病毒只是考验我们这一种“力”吗？不是，它还在考验我们的“智”，考验我们在非常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的统筹和平衡能力。

这是我最近一直苦思的问题。病毒的生物属性在变异，那么我们未来如何抗疫，也应开始进行科学的、综合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讨论，未雨绸缪。抗击奥密克戎当然是政治，但为患者治疗其他疾病难道不是政治，解决就业和经济发展不是政治？有些地方一个感染者也没有就开始封闭，这到底是讲政治还是不讲政治？

我们当然要高度重视病毒的社会和政治属性，即病毒对社会和政治的不良影响，但从根本上说，毕竟是生物属性决定政治属性，如果生物属性发生了变化，我们对其的政治理解也要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决不是躺平，而是如中央所说的，“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有人说，人命关天，时代的一粒尘落到个体头上就是一座山，但也可以说，时代不是只有奥密克戎这一粒尘，有很多尘，落到个体头上都是一座山，一个社会要可持续发展，要跨越无数山，不能只把这一粒尘当成山，而别的山都看作尘。

最后想和大家说的是：

我坚信上海这座伟大的城市和上海人民一定能从这次的疫情危机中学习到很多，并化危为机，我们的集体反思，应该成为上海今后继续前进的坚固基石。

陀斯妥耶夫斯基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希望上海今天的付出，会是未来的财富。

在此次抗疫过程中，上海也有很多宝贵的探索。虽然由于我们一些滴滴答答的疏漏，使得这种探索的意义打了折扣，但我们仍需鼓励医学专家继续探索集中化、精准化、分布式相结合的道路。这也是上海应该为中国展开的探索。

饱经沧桑的上海，依然是我们热爱和珍惜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