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上，我们可以观察到，部分高危患者经过治疗可以获得迅速缓解，甚至MRD阴性，但是这些患者往往缓解持续时间较短，迅速复发。肿瘤负荷的快速下降意味着肿瘤细胞对治疗敏感，但另一方面，这一快速的治疗反应可能与浆细胞的高增殖活性相关。而与浆细胞增殖相关的指标，比如LDH水平、S期比例，均为多发性骨髓瘤预后不良因素。因此，对于多发性骨髓瘤来说，仅仅关注缓解深度可能是不够的，对于治疗的反应模式可能更为重要。治疗反应模式包括了治疗深度、缓解速度、缓解持续时间等更多的指标。

虽然目前公认达到完全缓解（CR）或MRD阴性的MM患者可以获得更长的PFS和OS，但临床上仍有超过五分之一的CR患者会在一年内复发进展，同时也有部分患者治疗后虽仅为部分缓解，也可获得长期稳定的带瘤生存。在急性白血病中，早期快速的治疗反应与更长的无进展生存（PFS）相关，而缓解动力学对MM的影响目前尚不明确。

研究共纳入626例我中心接受硼替佐米或沙利度胺为基础诱导化疗的初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统计患者的缓解深度，到达最佳缓解时间（TBR）以及缓解持续时间（DBR）。研究发现快速达到最佳缓解深度的患者（TBR小于3个月）更容易伴随LDH升高，且预后更差。我们发现快速达到CR的患者的生存预后并不优于缓慢达到PR/VGPR的患者。

根据患者的缓解动力学曲线，我们发现“过山车型”缓解的患者（占27%）预后最差，其次为“快降缓升型”和“慢降缓升型”，而呈“山谷型”缓解（占25%）预后最佳（OS分别为31、44、81和126月）。多因素分析发现，缓解动力学对生存预后的影响是独立于缓解深度、疾病分期、细胞遗传学和治疗方案等因素。

该项研究首次发现基于蛋白酶体抑制剂或免疫调节剂诱导治疗后的MM患者有不同的缓解动力学，且不同的缓解曲线对应不同的生存预后。MM作为一个高度异质性、基因不稳定性且不可治愈的疾病，缓慢而持续的缓解是此疾病的最佳缓解模式。除缓解深度外，缓解动力学也是简单有效的评估生存预后的手段之一。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阎禹廷博士为文章的第一作者，安刚教授、邱录贵教授和哈佛大学Dana-Farber癌症中心的Kenneth C. Anderson教授是共同通讯作者。

               

邱录贵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淋巴肿瘤中心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天津市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主任
国际骨髓瘤工作组专家委员会成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淋巴瘤研究联盟副主席
整合医师协会血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血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天津市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精准医疗分会常委
《Blood Advances》及《中华血液学杂志》等6种核心期刊编委/常务编委 

               

安刚

博士 副主任医师 硕士生导师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第二届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病转化委员会委员；
中国多发性骨髓瘤研究联盟委员、秘书；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委员会秘书；
天津市抗癌协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
天津市遗传咨询委员会委员

               

阎禹廷

博士研究生在读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2015级专业型硕博连读，导师为邱录贵教授，多次获国家奖学金、协和一等奖学金，曾获评“协和优秀研究生”“协和医学院优秀住院医师”“2019年院所十佳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