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追溯到2016年，人社部门收到企业举报，举报贵州航天医院尘肺病诊断医生与工人存在“利益关系”，将“非尘肺病”劳动者诊断为“尘肺病”。

之后，贵州省人社厅将此事向贵州省公安厅报案，随及成立了专案组，2016年8月，公安机关对黄亨平和另一位罗姓医生以涉嫌诈骗国家社保基金的经济诈骗罪立案侦查。

同年12月28日，贵州省人社厅、省卫生计生委、省公安厅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防范和打击以虚假职业病诈骗社会保险基金犯罪行为的紧急通知》。

2017年1月8日，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媒体发布消息，称有个别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为谋取利益，出具虚假尘肺病诊断结论，相关人员以此诊断结论向人社部门办理工伤认定并申请工伤保险待遇，造成社会保险基金的重大损失。

在高调定性后，公安机关侦查一年多，在未找到黄亨平等二位医生“涉嫌社保资金诈骗案”的证据后，将案由变更为“涉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将医院尘肺病诊断小组的张晓波、董有睿两位医生，加入到“失职罪”的办案对象中。

2017年11月2日，贵州航天医院放射科余雷主任办公室，接待了几位特殊的“客人”。身着便衣的他们，拿出证件，告知余雷，要将张晓波医生带走。在前一天，科里另外一名医生黄亨平，也在家里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带走。他们被带走的同时，公安机关也在医院将另一名尘肺病诊断小组成员董有睿医生带走。

科里一下失去两名骨干，让余雷有些措手不及。“他们平时兢兢业业，一心埋头工作。怎么就失职了呢？”余雷难以置信。

之后，三名医生分别被羁押在贵州省遵义市第二看守所和遵义市播州区看守所7个月有余。2017年12月底，遵义市播州区公安局侦查结束并移送播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院已进行过二次退侦，检察院进行第三次审查起诉。家属多次申请取保候审未果。

2018年5月，《医师报》编辑部收到贵州航天医院三位医生家属发来的《求助信》，事件引发关注。

2018年6月23日，在羁押7个多月后，三名医生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据调查，黄亨平、张晓波、董有睿三位医生均具备尘肺病诊断资质，是贵州航天医院尘肺病诊断小组成员。

从2012年至2016年，贵州航天医院共进行了10708人次的高千伏胸片检查，进入到有尘肺病资质的专家诊断2274例，确诊尘肺病患者1640例，确诊无尘肺（含观察对象）634例。公安机关调走其中1353例患者的高千伏胸片等病历档案。

2017年10月初，遵义市播州区公安局在传唤问讯中，向医生出具了一份鉴定意见通知书，这份鉴定意见通知书显示：指派/聘请有关人员对三位医生作的547人的尘肺病诊断进行了重新鉴定和新增鉴定，其中393人无尘肺病、111人胸片质量不合格，1人待定，有尘肺病仅为42人。——这意味着，诊断读片差异率高达92.3%。

公安机关将上述鉴定和诊断之间的差异认定成是医生过失造成的结果，并由此计算赔付，认为三位医生造成了国家3000万社保资金流失。

这样的结果，令人震惊。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从事职业病危害项目的劳动者定期参加职业健康检查。事件发生后，2016年11月，贵州航天医院被终止了职业病诊断业务，2018年1月终止职业病体检。

医院体检中心姚龙芳护士长说：”那些劳动者，一个个都是家庭条件差，文化水平不高，看起来忠厚老实的人。后来陆续有人过来要做职业病诊断，我们说不能做了。他们就不知怎么办，看着真的很可怜。”

2018年2月9日，贵州航天医院300余名职工联名在《呼吁信》上签字按手印为医生证明和呼吁：尊重科学、尊重医学，实事求是，依法保护医生的合法权益。

《呼吁信》中提到：三位医生从医均有25年以上时间，接诊患者人数万人，他们参与职业病尘肺病的诊断工作，是在履行一个医生的职业使命，是在履行医生职业赋予他们的权利和职责。

事件曝光后的2018年6月， 医师报对各方观点进行了梳理。

检察院：案件还在侦查中，不方便接受采访。

代理律师：医生没有收受患者的钱物及请托，他们是严格按国家诊断程序和诊断标准工作的，没有严重不负责任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就没有失职行为和违法违规的行为。

医生家属：公安机关将尘肺病诊断和鉴定之间的差异认定为医生严重不负责任，是不了解医学不尊重科学的表现，指证医生涉嫌犯罪的证据是筛选出来严重不公正的，把社保资金流失的罪名强加给医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医生同事：医生仅仅因为诊断读片差异率就被逮捕，对医生群体是一个重大打击。

医院领导：相信司法公正，会给予该事件正确判断。

遵义市卫计委：已终止贵州航天医院职业病诊断和体检业务。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如果因为读片差异率的存在，就认为是给国家造成了损失，这种主张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每一位尘肺病医生都有可能被追溯为犯罪。

6月27日，《新京报》发表文章“医生诊断失误率高不能成判其失职罪的理由”，指出从目前报道看，目前证明医生“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的证据不充分，还需要其他条件进一步证明犯罪。

我国刑法第168条规定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无疑是对547人重新做的鉴定意见能否证明三名医师“严重不负责任”或“滥用职权”。

在刑法上，构成“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必须满足主客观方面的要件。尤其是在客观方面，三名医生必须要实施“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就需要证明，三名医师“误诊率过高”到底是由于他们工作不负责，还是由于尘肺病本身诊断的差异率高，或者其他原因。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29条指出，职业病诊断机构在进行职业病诊断时，应当组织三名以上单数职业病诊断医师进行集体诊断。第30条指出，诊断医师对诊断结论有意见分歧的，应当根据半数以上诊断医师的一致意见形成诊断结论，对不同意见应当如实记录。

本案中，三位医生每周约定好时间，在职业病诊室阅片，三人对照国家标准片，各看各的，然后讨论，做《职业性尘肺病诊断过程记录》并写下结论、签字。阅片的时候还有2名护士协助整理资料和登记，最后出具《职业性尘肺病诊断证明书》，单位审核、盖章后，予以送达。三名医师均从业25年以上，上述诊断过程符合规程要求，若界定为“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似乎缺乏足够证据。

此外，把社保损失归咎于诊断失误，有失偏颇。实际上，抽样数据也不全面，警方只是选取了10708人次中的一小部分，忽略了尘肺病案例个体的复杂性，不利于证明犯罪的成立。

此外，社保基金的赔付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都要通过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还要通过资金管理部门的审核，层层把关才能让尘肺病患者获赔。在医生作出诊断后，用人单位不服还可申请进入鉴定程序，但用人单位没有申请，而只把3000万的损失归咎于医生诊断失误所致，不免有些偏颇。医生误诊行为最多也只是国家社保遭受损失的一个原因。对于多因一果的案件，刑法的介入必须慎重。

此外，对行为人即三名医生主观方面的过错也要有证据加以证明。三位医生既然是失职犯罪，那就得证明他们主观上是犯罪过失，即对于犯罪结果持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心理态度。问题是，这三名医生是共同看片，共同研究，共同确认病情结论的，他们对误诊的后果也是知道的，这就很难解释得通他们的行为属于刑法上的过失心理态度，而且还是共同的过失。

在医学上，我国最权威的尘肺病专家也认同尘肺病读片差异率较大。原因与医生经验、胸片质量、读片条件等相关。但较高的差异率只是证明医生可能有过错的一个因素，如果要构成犯罪，还必须有其他因素加以证明。

在此案件中，畸高的差错率的确十分可疑，也值得进一步追责。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还有待从医学技术上论证清楚，至少从报道看，目前证明医生“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的证据不充分，还需要其他条件进一步证明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