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22
作者：医微客调研团队
赛诺菲首席执行官Paul Hudson韩保罗看来势要将重塑公司，简化管理架构的雄心计划贯彻到底。2月12日，韩保罗宣布公司管理层改组，四位高管将离职，分别是：
首席医疗和数字官Ameet Nathwani；
初级保健业务负责人Dieter Weinand；
业务转型负责人Dominique Caroug；
对外事务负责人Kathleen Tregoning。
这场人事变革是有备而来，早在之前的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中，韩保罗就透露将重组管理层，执行董事会将从14人缩减到10人，并将围绕特药（免疫、罕见病、血液、神经、肿瘤）和疫苗业务单元任命更具针对性的管理人员。
“当我们做此决策时，很明显，希望将更多的中央专业知识分配给我们的业务部门，并加强问责制”，韩保罗直言，此举是为了加快赛诺菲的决策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首席数字官（CDO）的职位仍将保留，其未来工作将继续重点开发数字疗法等新技术，并帮助赛诺菲将AI整合到其业务中，新人选未定。
韩保罗表示之所以这样做，是认为公司在药物发现和开发中采用AI等技术一直进展缓慢。公司将不会再混合首席医疗官和数字官职能，这一决定与大型制药公司强调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一致。从中短期来看，首席数字官角色将偏向于帮助公司内部改善用户体验和数据科学管理。
韩保罗在战略调整时显然侧重点是提高赛诺菲的数字化能力。
一直以来，韩保罗都是数字化技术促进制药企业发展的的拥护者，包括数字化营销和数字化助力药物发现和开发。在诺华时，他就作为关键领导者为销售人员实施了AI计划。自去年接手赛诺菲以来，他也一直不讳言自己希望每位员工掌握以数据和分析为后盾的决策技巧。
首席数字官（CDO）是推动公司数字化进程的关键人物。在2019年2月赛诺菲首次设立了这一职位，正式将数字化战略提到董事会层面的高度，并且任命其首席医学官 Ameet Nathwani 作为赛诺菲第一位首席数字官。而短短一年，这一职位就将换人，也说明了此前赛诺菲的数字化成果并不令人满意。
其实在上任首席数字官之前，Ameet Nathwani并没有数字化相关经验，他担任过GSK临床开发高管，诺华的医学事务负责人，加入赛诺菲担任的也是首席医学官。
在任命首席数字官时，当时的CEO Olivier Brandicourt对这个职位的期望是这样表述的，作为首席数字官的任务将包括通过发展广泛的外部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内部基础设施以及为赛诺菲在数字领域探索新的商机，扩大赛诺菲正在进行的数字计划组合。不仅可以重塑发现和开发药物的方式，还可以为世界各地的患者提供未来的产品类型。
我们看到，Ameet Nathwani在担任首席数字官（CDO）之后的“业绩”之一是与谷歌设立的医疗创新实验室，目的是加速新药的研发，并提高赛诺菲的运营效率，将人工智能应用于预测销售，改善营销和供应工作。
2019年6月18日，赛诺菲宣布将与谷歌合作设立一个新的医疗创新实验室，旨在通过利用新兴数据技术的力量，从根本上改变未来药物和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使之能够提出更加个性化的治疗方法。。
此外Nathwani还主导了在美国开设了一家制造工厂，据悉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数字连续生物制剂生产技术的工厂之一。
而一年以来尚未看到数字化合作的显著成果，让韩保罗觉得太过缓慢。并且数字化创新成果，不仅是韩保罗对赛诺菲的期望，也是赛诺菲必须达到的目标。Vantage分析师在1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2019年，赛诺菲公司78％的销售额来自上市10年以上的“老”产品。如果此次的改革不起作用，那么五年内，赛诺菲将与默沙东一样“吃老本”。
同时韩保罗不认为制药公司一定需要与科技巨头合作来完成数字化，于是赛诺菲在2019年12月退出了与谷歌姐妹公司Verily的合作关系。两家公司于2016年建立了糖尿病合作伙伴Onduo，各投入5亿美元。现在，随着削减糖尿病研发，赛诺菲将重组这家合资企业，使其继续提供财务支持，但不再参与运营。（赛诺菲与谷歌2019年6月合作的医疗创新实验室仍将保留）
数字化在医疗医械领域已经发展了很多年，被认可，甚至有了不少产出。而对于制药行业，哪怕是全球前列的医药巨头，数字化的发展也就在最近几年。即使有类似职能很多也是作为业务的辅助功能，并没有到公司战略的高度。
然而新技术需要从上向下的推动，一旦某制药公司设立了Chief的职位来管理数字化，也预示着数字化正真成为了企业的战略目标。2017年似乎是全球制药公司纷纷落实数字化战略高度的开始。
2017年7月，GSK首次设立首席数字和科技官，并任命Karenann Terrell担任改职位，她此前是原沃尔玛的首席信息官；
2017年8月，原森宝利公司的首席数字和市场营销官Bertrand Bodson被任命为诺华首席数字官；
2018年11月，Jim Scholefield 担任默沙东首席数字信息官，他此前在耐克，可口可乐任信息化高管。于2019年12月底离职，目前正在寻找接替；
2019年1月，辉瑞任命Lidia Fonseca为公司的第一任首席数字化与科技执行官，负责建立可提高辉瑞"数字化能力"的策略；
2019年2月，赛诺菲任命其首席医学官 Ameet Nathwani 作为赛诺菲第一位首席数字官。
我们看到GSK,诺华，默沙东等公司的CDO都具有信息化背景。然而当初赛诺菲率先将制药企业首席医学官（CMO）和首席数字官（CDO）的职务结合起来，作为一个复合角色区别于其他制药企业设立的首席数字官。Nathwani当时说：“我们希望采用生命科学方法来实现数字化，真正关注改变患者生活和改变患者结局的真正原因。” 不仅要着眼于内部提升赛诺菲的速度，而且要为数字医疗铺平道路，“这是将首席数字官与首席医学官职位重合的原因之一。”
而一年之后来看似乎并不成功。
进一步加强数字化建设，将公司重新聚焦于高增长领域，或将是韩保罗2020年的首要目标。
而精简后再创新，不仅是韩保罗对赛诺菲的期望，也是投资者的期待。未来的关键是打破僵局，创新并产出，不再只是依赖“老药”。
未来数字化也将更深远的对制药行业产生影响。
原文标题：2020年赛诺菲第一把火砍向董事会：四名高管离职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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