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joern.Nashan

教授

医学博士（MD）、哲学博士（Ph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指导老师
主要专业委员职务：
2010-2013:  德国移植学会当选主席
2013-2016： 德国移植学会主席
2016-2019： 德国移植学会前主席
2010-：     德国器官捐献学会基金会理事会成员
2013-2018： 德国器官捐献学会基金会理事会主席
2010-： 德国医学会器官移植常设委员会委员
2015-： 德国医学会器官移植常设委员会副主席
2013：  欧洲移植委员会和理事会成员

此前担任德国汉堡大学附属医院肝胆胰外科、肝肾胰移植中心主任以及德国移植协会主席，现为美国外科学院院士(FACS)、加拿大皇家外科学院院士(FRCSC)以及欧洲外科委员会研究员(FEBS)，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作为肝、胆、胰外科领域和器官移植领域的世界级专家，在国际上享有相当的权威和地位。主持承担国际临床研究项目3项；安徽省外籍专家百名人才项目1项；2019年9月获中国政府友谊奖，在包括 NEJM、Lancet等在内的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Nashan教授：我在德国汉堡担任了10年的肝胆外科和肝移植的主任，在德国任职之前，为了学习新东西，我从德国搬到了加拿大，担任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的器官移植中心的主任，拥有了国际化的经验。之后我回到德国，在移植领域工作了10年，期间我在德国移植界取得了几乎能够获得的所有的成就，正在寻找新的起点。我曾与来自中国的医生有过非常密切的接触，他们邀请我去中国各地参观，在参观各个的移植中心和以肝胆外科为主的肿瘤中心后，有人找到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在中国帮助他们建立一个移植中心。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机。我一直在观察中国，我认为中国是未来的大国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未来15到20年的世界第一大国，中国有很多机会，也非常渴望学习和了解西方体系的成功管理经验。所谓的西方体系，换句话说应该包括管理、基础设施和教学，以及多学科协作团队，共同专注于满足患者的需求等等。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挑战，我想为什么不试试呢。总会有一些新的有趣的东西出现，让我可以帮助他们提高，帮助他们实现他们想要在未来实现的目标，这是去中国的关键原因之一。

Nashan教授：我喜欢在中国度过的时光。作为一名医生，我们总是和患者打交道。不管是德国、加拿大还是中国的患者，他们都是同样地期待并感激医生带来的帮助。能够用我的知识和长期的经验改善患者的情况，帮助他们重获健康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和同事一起工作的同时，我也从他们身上在不断学习，学习和体验比如德国、加拿大和中国之间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差异，这些非常有趣也有助于患者的诊治。

如果你要问我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在医疗体制上，我经历的三个国家是有区别的。在德国，卫生系统基本是全民覆盖并且承担所有医疗费用。加拿大也有类似的系统，他们称之为国家卫生系统，但他们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患者等待时间太长，以及他们运用的典型实用主义的英美体系。在加拿大如果你问我，经过治疗是否能确保患者真的好转，以及社会是否能够从他身上得到回报，我也许会回答并不是。如果患者生存率低于某个范围，我们会采用对症治疗，也就是停止治疗，只是缓解他的痛苦。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大陆和英美之间的哲学思维和伦理观是不同的。在中国，我发现患者的治疗很大程度上是由家庭而不是个人决定。所以我们会看到不惜一切代价治病的患者，或者宁愿听从家人建议的患者。除此之外，传统中医的概念在中国社会中依然很普遍。同时中国的医保体系我认为一半像德国这样的大陆体系而另一半有英美体系的特征，并且发展迅速，覆盖每个个体，未来10到15年内的发展非常令人期待。

Nashan教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医疗体制正越来越靠近国际标准。我本人与巴塞罗那大学保持着长期的合作，他们主办了一个欧盟资助的帮助欧洲和中国之间合作交流的项目称之为-“中欧器官捐献领导力及专业技术输送计划（KeTLOD）” ，我帮助我工作的合肥医院成为了该项目的成员，从而可以提供器官获取组织结构方面的学习和教育机会。我尝试着用在德国的国际上工作的知识经验来帮助中国改进医疗系统。与10年、15年甚至20年前相比，中国的医疗系统在完全达到国际标准的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并帮助它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Nashan教授：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一些关键环节的发展。比如多学科的团队的建设以及理解移植或手术并不代表一切。真正重要的，如移植等待名单上的患者进行评估、监测随访名单中患者，尤其是其中特殊人群，然后选择合适的患者进行肝移植尤为重要。如今患者是否在手术中活了下来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他手术后1年、5年还有10年是否还能存活？现在国际上关于治疗关键点的主流观点是，我们是否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帮助了正确的患者，以确保手术10年后患者的存活率仍然在70%到80%以上，我们应该以此为目标。这是一个教育和学习的过程，通常需要一些时间。你无法在1年内做到这一点。你需要思考5年、10年、15年的计划，你需要不断地观察别人在做什么，以便学习和改进你自己的工作。所以关键是要时刻保持警惕，学习，教育，努力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