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18
作者:医微客调研团队
随着医改走进深水区,非专利药进入微利时代,在全球医药市场的竞争中,中国市场也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2019年,尽管带量采购让跨国巨头们不得不面对“专利悬崖”,但是药品审批速度加快和医保动态谈判准入,也为其创新产品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从结果看,15家跨国药企中,至少有7家在华业绩增长幅度高于全球业绩增速,中国成为驱动力量:
默沙东全球营收同比+11%,在华业务营收同比+58%;
罗氏全球营收同比+11%,在华业务营收同比+36%;
阿斯利康全球营收同比+15%,在华业务营收同比+35%;
诺和诺德全球营收同比+9%,在华业务营收同比+14%;
诺华全球营收同比+9%,在华业务营收同比+13%;
赛诺菲全球营收同比+2.8%,在华业务营收同比+8.8%;
辉瑞全球营收同比-4%,在华业务营收同比+7%。
“一石激起千层浪”,默沙东、罗氏、AZ在华增速位居前三
在跨国药企耀眼的收入背后,来自政策和市场的影响已经发生作用。在带量采购、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医保谈判等政策倒逼之下,部分原研药不是价格大跳水,就是市场萎缩,甚至二者同时到来。
至此“专利悬崖”正式成为常态,跨国药企在中国“超国民时代”的日子宣告结束。为了适应发展需要,减少冲击给业绩造成的影响,巨头们的战略调整越来越频繁了。
默沙东、罗氏、阿斯利康在华营收增速排名前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中国市场,默沙东2019年销售同比+58%,其核心驱动产品包括可瑞达、佳达修、与阿斯利康共同开发的PARP抑制剂利普卓(奥拉帕利)、甲状腺癌疗法乐卫玛(仑伐替尼)。
另外,默沙东在2019年有4款药物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包括艾尔巴韦格拉瑞韦片、泊沙康唑口服混悬液、利奥西呱片、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片,涵盖了丙肝、真菌感染、肺动脉高压和糖尿病四大治疗领域,放量明显。
默沙东首席商务官Frank Clyburn说,“公司在华业务增长的除了PD-1(可瑞达)、HPV疫苗(佳达修),纳入医保的艾尔巴韦/格拉瑞韦等也都起到了主要的驱动作用。”
在宣布财报后,默沙东董事会主席兼 CEO 福瑞泽(Kenneth C. Frazier)还表示:“将会把女性健康、专利过期品牌和生物类似药的经营权剥离出来,成立一家独立的上市公司NewCo。”
分拆之后,默沙东优化运营,集中于突破和创新的模式为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前景。
罗氏在中国市场,去年两次擦身“4+7”,却通过进医保补位“4+7”所带来的市场空缺,另辟蹊径,夺得市场。
其旗下四款靶向药物赫赛汀、安维汀、美罗华、厄洛替尼分别降价64.8%、61.4%、48.3%、57.6%,全部列入国家医保目录。
另外,面对近年三大单抗营收有下滑趋势,罗氏新产品“后浪推前浪”。
其重心押注多发性硬化、血友病、癌症领域,推动中国上市,进一步打开市场,2019年,多款重磅推动增长:
多发性硬化药物Ocrevus营收23.53亿瑞士法郎,同比+58%;
血友病药物Hemlibra药物营收2.24亿瑞士法郎,同比+516%;
PD-L1药物Tecentriq营收7.72亿瑞士法郎,同比+143%;
阿斯利康两次进入“4+7”,并且在中国开启了新的模式 —— 将中国纳入新药的早期研发布局,推动新药研发迈入“全球同步研发”的新格局。
从2019年财报可以看到,阿斯利康在加紧在中国本土新药研发的进程,以中国为立足点,推动创新药的上市:
2019年下半年,阿斯利康有6款新药可能获得监管批准,其中有4款有望在中国获批,并且已为8款产品递交监管申请;
2020年上半年,阿斯利康有3款新药有望在中国获批……
值得一提的是,阿斯利康虽是2019年全球跨国药企TOP 10中的新贵,但其研发投入比却在十强中位居榜首。
不止如此,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辉瑞普强与迈蓝合并,赛诺菲做业务组合,拜耳重组研发中心、裁员,以及多名高管集中辞职等,都在轮番上演。
重心押注,中国成跨国药企研发重心
随着中国市场与经济的发展,跨国药企逐渐将研发重心设立在中国,加速本土新药研发进程。
2019年3月,阿斯利康在江苏无锡建设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并在上海设立全球研发中心。
阿斯利康目前在全球有三大研发中心:
英国剑桥研发中心 —— 阿斯利康最大的肿瘤研发中心,同时专注于心血管和代谢疾病、呼吸、炎症和自体免疫疾病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疾病领域;
瑞典哥德堡研发中心 —— 世界领先的心血管和代谢疾病以及呼吸、炎症和自体免疫疾病的研发中心,负责小分子药物发现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
美国盖瑟斯堡研发中心 —— 阿斯利康医学免疫总部,也是其在美国生物制剂研发的主要基地,同时还是全球药物开发部门和特药产品团队的根据地。
8月,拜耳健康消费品在中国研发中心在江苏开幕,其将支持拜耳健康消费品所以产品类,作为拜耳健康消费品全球四大研发中心之一。
10月,罗氏投资8.63亿元,建设罗氏上海创新中心,自此上海成为罗氏即巴塞尔和旧金山后的全球第三大战略中心。基于中国的乙肝现状,罗氏将率先进行肝病药物的研发。
11月,诺华宣布将中国作为前三大市场之一,其上海研发中心运营重点转向扩大早期临床开发以及后期临床试验的规模和领域上。
本土化加剧:研发+合作
其实可以看出,一方面,跨国药企在华建立全球新药研发中心,或是对中国区已有的研发中心进行运营战略的调整。
如罗氏、拜耳就有新的研发中心落成,而诺华则将其上海研发中心的运营重点调整为聚焦于扩大早期临床开发以及后期临床试验的规模和领域上。
另一方面,跨国药企通过与本土药企的合作,扩充产品线,同时依靠本土力量加快新药的审批上市等进程。
如:在去年的进博会上,阿斯利康与德琪医药、上海和誉生物医药等多个本土创新药企就多个小分子药物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推进小分子创新药在中国乃至全球的研发工作。
安进受生物类似药和仿制药的冲击,全年销售额同比下滑2%,其中美国地区受冲击较为严重,销售额同比下降5%。
未来,跨国药企将立足中国,将中国作为新药上市的巨大动力!
持续本土化,“超越”中国
近期,不少跨国药企透露在中国的新药上市计划。
诺华表示,“公司在加大新产品在中国的上市力度。2015~2019年,诺华在中国境内共25个NDA,在中国推出了13个NME,有22个品种进入中国的医保目录。未来4年还计划做到50个以上的NDA,争取2024年在中国业绩翻倍。”
罗氏表示“2019年~2-23年间,预计在中国提交50个新药申请。”
赛诺菲表示“到2025年,将在中国有40个新药或适应症申报上市”
礼来表示“未来7到10年将在中国上市40个新药或适应症,集中在肿瘤、免疫、疼痛和神经衰退领域。”
诺和诺德表示“计划今后7到8年时间,将有10个创新药物。”
阿斯利康表示“未来5年将会有55个新的产品和适应症引进中国。”
其实,在中国运营的跨国药企从未停止过对本土化研发模式的探索,特别是在目前中国医药产业升级、重构的时段。
另外,创新产品作为跨国药企未来业绩增长的动力来源,跨国药企在中国与本土药企免不了要进行激烈的竞争。
而最后谁能从这场争夺战中突围而出,就看其现有的产品布局、销售能力等了。
超越中国,寻求更大舞台
跨国药企中国区掌舵人调整可以说是跨国药企在重新审视中国市场的生存法后做出的反应。
如辉瑞与迈兰的“联姻”后,为了适应中国市场环境变化,辉瑞普强中国区总经理吴锋离任,辉瑞普强任命中国区市场部负责人黄海担任普强中国首席运营官。
原赛诺菲巴斯德区总裁贺恩霆接替彭振科任赛诺菲中国区总裁;GSK新星市场告急副总裁Fabio Landazabal暂代魏廉昇作为中国区总裁;GSK前中国副总裁陈思渊接替赵萍任中国区总经理;诺华巴西总裁Alexandre Gibim接替戴崇德任诺华肿瘤中国区总裁。
不过,越来越多的中国掌门人开始超越国门,接管中国以外的业务,管理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国际业务,寻求更大的舞台。
比如,原阿斯利康中国负责人王磊2017开始负责亚洲业务,同年接管负责国际市场,拜耳的江维目前管理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区业务,而诺华的尹旭东的辖区则包括亚太、中东和非洲。
在打折季,跨国药企进行战略调整已成常态。不过,如何才能更好的在中国市场更好的存活,需要“变”的不仅是研发模式,还包括营销和市场进入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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