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颖教授：在亚裔人群中超过半数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携带EGFR突变，腺癌的EGFR突变比例占到60%，包括香港的Tony Mok教授在内的国内专家们为肺癌靶向治疗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从IPASS开始再到AURA系列研究，现在以吉非替尼为代表的一代的TKI已经成为标准一线治疗。但正如大家所知，一线治疗之后十个月左右会出现耐药，基因检测结果发现 60%的耐药患者携带T790M突变。AURA研究表明，存在T90M突变的病人，奥希替尼的疗效非常好，中位PFS超过10个月。国内的临床实践中，一线治疗失败后做二次的活检时，仍以组织活检为主，液体活检处于次要位置，多数在无法取得合适的组织时采用，我们期待着出现更精准的液体活检平台。我认为临床实践中检测是必须要先行的，根据检测结果做治疗的选择，存在T790M突变要口服奥希替尼；还有部分患者存在c-met、PI3K等旁路激活，或ALK融合，联合治疗的相关研究正在开展，包括EGFR-TKI联合爱必妥、克唑替尼等。此外，还有部分患者出现小细胞肺癌转化，治疗原则与小细胞肺癌是一致的。 

程颖教授：我们谈到的两种模式，一个是AURA模式，还有一个就是FLAURA模式，前者选择一线用一代或者二代的TKI，耐药之后再选择奥希替尼，后者则直接把最好的药用到一线。在这个领域中，我个人也在做一些探索，首先，FLAURA研究中，我们除了看到PFS的改变，还应注意到一些生物信息因素，该研究对患者进行NGS检测，存在复合型突变，比如EGFR敏感突变加上T790M复合型的突变的患者可能一线用奥希替尼会更好；第二，存在脑转移癌的病人的疗效也非常好；第三，对于预期非常高、经济基础非常好的病人，也可以一线选择奥希替尼；第四，对于不能耐受第一代TKI毒副反应的患者，奥希替尼也是不错的选择。通过我们目前正在做的biomaker研究，相信未来会找到一代与三代如何选择、联合治疗等问题的答案。关于耐药的问题，一代、二代和三代耐药机制是不同的，后续治疗的策略也不同，但随着新的药物研发进一步加快，治疗的选择和策略未来可能还会有非常大的变化。

程颖教授：PFS能不能转化成OS，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以往的很多研究都发现虽然PFS是有差异，但是OS是不获益的。但是我们知道，第一段PFS、后续治疗的第二段的PFS和OS应该是有一定相关性的，但不是绝对的。在欧洲的肺癌会议上，我们也看到了新的研究的数据，我觉得在这些的研究中，不单单是我们所知道的ORR、PFS、OS，其他的信息和数据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新的概念和统计学、信息学分析得到的结果，可能会影响到整体疗效的判定。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当然希望得到好的PFS结果，因为PFS延长是OS延长的一个重要前提，但是PFS和OS不是线性、绝对的相关，它有一定的相关性。我期待像TDT、TS这样一些新的数据，在未来在生物信息学分析的条件下，为我们带来更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