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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动脉化疗栓塞(TACE)治疗的肝细胞癌患者结局:全球OPTIMIS研究结果分析
(J Clin Oncol 36, 2018 (suppl; abstr 4018))
背景:TACE常用于治疗不可切除的肝癌(uHCC)。然而,对于TACE治疗失败的标准和定义,目前尚无全球公认的共识。重新评估治疗失败后仍继续TACE治疗的风险/获益至关重要,因为它可能延迟或阻止患者接受后续治疗。
方法:OPTIMIS是一项国际前瞻性、观察性研究,招募在研究开始时接受TACE治疗的uHCC患者,收集了诊疗模式、安全性、后续治疗和结局等多项数据。TACE禁忌症与国际和区域准则一致。使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共1650位病人纳入研究,529例(32%)为BCLC C期,118例(7%)存在肝外转移,123例(7%)有门静脉血栓形成。在纳入患者时,尽管未符合协议指定的标准,仍有636个患者(39%)接受TACE治疗。在第一次TACE后评估肝功能参数发现,慢性肝功能恶化的患者(TACE后30-90天CTCAE级恶化)占11%至29%。第一次TACE后完全和部分应答率(N=1650)分别为14%和26%,第二次TACE后分别下降为10%和16%(n=1002),第三次后分别为10%,15%(n=580),第四次后分别为8%和17%(n = 338)。疾病进展率随着TACE手术次数的增加而增加:第一、二、三和四次TACE后分别增加18%、21%、25%和27%。在研究过程中,总共只有507位患者(31%)出现TACE禁忌症。在这507名患者中,47名(9%)在TACE不可行时即接受索拉非尼治疗,460名(91%)之后或未接受索拉非尼治疗。两组队列之间存在相当大的不平衡,倾向评分分析用于分析出现TACE禁忌症患者的总生存率。
结论: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真实世界的TACE使用似乎偏离了治疗指南。这种异质性突出表明就TACE治疗失败的标准和定义需要达成全球公认的共识。观察研究也发现在接受TACE治疗的患者中监测肝功能非常重要。临床试验信息:NCT01933945
点评:
TACE常用于治疗不可切除肝癌已非常普遍,但其多次治疗的理想时间点,其治疗失败的标准和定义以及后续治疗选择仍存在很多争议。OPTIMIS研究是一项包括奥地利,法国,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7个地区,12家单位的国际前瞻性、观察性研究[1]。其研究结果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首先,根据巴塞罗那标准,BCLC B期患者行TACE是标准治疗。OPTIMIS研究中纳入了不少包括血管侵犯,肝外转移等BCLC C期患者,那么BCLC C期患者接受TACE治疗是否真的获益?我国2017年发布的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中,将肝癌分期重新作了定义,存在血管侵犯,肝外转移分别为IIIa, IIIb期,并且在满足肝功能Child-PughA/B及ECOG0-2分的条件下,是符合TACE适应症的[2]。中山医院肝肿瘤内科同年ASCO文摘(Abstract No:e16115)发表一项真实世界回顾性研究,观察8年共计885例BCLC C期肝癌患者,600例患者接受TACE单独治疗,中位生存时间为6个月,而联合索拉非尼或放化疗等治疗后,能明显延长生存时间[3]。
其次,文中提到出现TACE禁忌症后,一些患者序贯开始服用索拉非尼,而大部分患者未立即采取治疗措施。文摘未作原因分析,这可能与TACE后,部分患者肝功能恶化明显,同时也失去了索拉非尼的适应症有关。但是TACE序贯索拉非尼是否真的得益,是否越早越好?目前仍缺少相关文献支持,等OPTIMIS研究结束或许能给我们一些答案。但是TACE联合索拉非尼治疗似乎能获益,对于接受联合治疗的BCLC C期患者,e16115文摘发现,其中位生存时间能延长至11.5个月[3]。另一项日本开展的随机,多中心的II期临床研究TACTICS(Abstract No:4017)发现,TACE联合索拉非尼对于无血管侵犯及肝外转移的BCLC B期患者,能显著延长PFS[4]。我国中山大学一附院学者发现联合治疗能显著延长BCLC B期患者的OS,中位生存期为18个月[5]。
再次,我们从研究结果中看到,随着TACE治疗次数增加,患者完全或部分应答率减少,说明存在治疗耐受现象,那么如何提高疗效?免疫微环境或许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针对BCLC B期患者,纳武单抗联合deb-TACE(阿霉素)的一项多中心研究(Abstract No:TPS4146)正在进行当中,研究分3组:纳武单抗分别在TACE后14天,TACE前28天,TACE前28天给药后,TACE后14天再继续给药,每两周一次,持续一年。目的是观察纳武单抗作为TACE辅助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6]。目前两组患者已完成招录,其研究结果令人期待。另外文摘尚未揭露首次应答患者后续持续应答的几率是否最高,韩国学者认为首次完全应答仍是TACE治疗HCC预后良好的最可靠的预测指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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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rkus Peck-Radosavljevic, Masatoshi Kudo, Jean-Luc Raoul et al. J Clin Oncol 36, 2018 (suppl; abstr 4018).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年版),临床肝胆病杂志33(8):1419-31.
3. Xin Yin, Bei Tang, Jia Yuan, et al. J Clin Oncol 36, 2018 (suppl; abstr e16115).
4. Masatoshi Kudo, Kazuomi Ueshima, Takuji Torimura et al. J Clin Oncol 36, 2018 (suppl; abstr 4017).
5. Huang Y, Chen B, Liu N et al. Overall survival in response to sorafenib with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for BCLC stage B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 Int J Clin Pharmacol Ther. 2017;55(6):498-508.
6. James J. Harding, Joseph Patrick Erinjeri, Benjamin R et al. Tan J Clin Oncol 36, 2018 (suppl; abstr TPS4146).
7. Kim BK, Kim SU, Kim KA, et al. Complete response at first chemoembolization is still the most robust predictor for favorable outcome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J Hepatol. 2015 Jun;62(6):13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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